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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翻译叛逆性 　　摘要:关于翻译的标准,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传统的翻译理论历来都强调一个“信”字,也就是说,将“忠实”视为翻译的基本标准。而叛逆却似乎是翻译工作者应当极力避免的,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在翻译的过程中要做到绝对的忠实是不可能的。笔者通过例子分析了有意性叛逆的四种表现形式(权宜性叛逆、策略性叛逆、关照性叛逆和创造性叛逆),目的在于说明在翻译中叛逆是不可避免的,有时甚至是必须的,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叛逆恰恰是为了做到更好地忠实于原文。 　　关键词:翻译标准忠实叛逆有意性权宜性策略性关照性创造性 　　中图分类号: H315.9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672-1578(2009)11-0037-02 　　 　　1 引言 　　 　　翻译是运用一种语言把另一种语言所表达的思维内容准确而完整地重新表达出来的语言活动。(张培基等, 2006:序论)关于翻译的标准,我国清末新兴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想家严复参照古代翻译佛经的经验和自己翻译的实践,提出了著名的“信、达、雅”翻译标准。其中他主张的“信”是“意义不倍(背)原文”,也是我们现在所提倡的忠实。然而由于翻译是一项极为复杂艰难的工作,翻译工作者不但要跨越时间和空间的界限,又要克服语言和文化上得障碍,任凭再怎么努力费尽心思,最终还是难免被冠上“叛逆者”的帽子。在意大利语中有这么一种说法:Traduttore, tradittore(translator, traitor),译者既叛逆者。而且这一点也被许多认追奉为真理。严复也曾说过:“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张培基等,2006:3)。我国文学巨匠钱钟书先生在《林纾的翻译》中的《钱钟书论“化境”》一文对翻译工作发表看法说:“从一种文字出发,积寸累尺地度越那许多距离,安稳到达另一种文字里,这是艰辛的历程。一路上颠顿风尘,遭遇风险,不免有所遗失或受些损伤。因此,译文总有失真和走样的地方,在意义或口吻上违背或不尽贴合原文。”(钱钟书,1985) 因而绝对的忠实是不可能的,叛逆是不可避免的,有时甚至是必要的。忠实是译者追求的最终目的,但是它不是绝对的金科玉律。叛逆貌似背叛了源文本,其目的恰恰是为了做到更好的忠实。 　　 　　2 无意性叛逆和有意性叛逆 　　 　　大致说来,翻译中的叛逆性行为主要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无意性叛逆(unconscious treason);二,有意性叛逆( intentional treason)。其中有意性叛逆又可以分为四类,(1)权宜性叛逆(expedient treason);(2)策略性叛逆(tactful treason);(3)关照性叛逆(considerate treason);(4)创造性叛逆(creational treason)。 　　(一)所谓无意性叛逆,顾名思义,是指译者并无“叛逆之心”,但由于误解、疏漏以及过于拘谨或过于自由等原因,而导致了不应有的叛逆。(孙致礼,2001:第四期)译者本身主观上也想忠实于源文本,但是由于文化背景因素、个人知识的局限性、对源文本理解的偏差以及在翻译策略和方法上走极端等原因而造成了对原作的叛逆。这种叛逆是对源文本的曲解和误解,是不合理的,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要竭力避免。由于本文旨在着重分析有意性叛逆的四种表现形式,无意性叛逆在这就不作深谈了。 　　(二)所谓有意性叛逆,是指译者本身对翻译文本所涉及的两种语言及文化比较了解,也有能力比较“忠实”地翻译原作,但是出于某种特定的目的,故意对源文本进行适当的叛逆,使目的文本表面上跟原作出现一定程度上的“偏离”,实际上却更好地忠实于源文本。有意性叛逆大致有四种表现形式,为权宜性叛逆、策略性叛逆、关照性叛逆和创造性叛逆。 　　 　　3 有意性叛逆的四种表现形式 　　 　　3.1权宜性叛逆(expedient treason) 　　所谓权宜性叛逆是指译者由于翻译难度较大、自身能力的局限,或考虑译文读者的需求和接受能力等因素,又想尽量忠实于原作和原语作者,而不得不采取的一些权宜性处理办法。比如遇到译者自己搞不懂,或者不好翻译的地方,要么“跳”过去,要么做“减码”处理。(孔致礼,2009:132) 　　原则上,译者对原作者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有义务“完全复写出原作的思想”(Tytler,1791)。因而一般来说,遇到难以理解或者难以传译的地方,我们一般是不赞成采取回避政策,特别是在翻译严肃的作品的时候,更要避免这种轻率的做法。然而在实际的翻译过程中,这种现象有时又是不能避免的。对于作品中难以理解或者难以传译的地方,如果处理得不好或者译得不理想,可能会破坏整个译文的风格,因此可以在不影响忠实的前提下适当地采取跳译或者漏译的方法。当然译者在作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