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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峡两岸近30年来辛亥革命史研究 　　从1950至2010年这60年间海峡两岸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在发展走向上既有某些相似之处，但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对一些具体问题的认识与看法，同样也是如此，两岸学者甚至还曾就个别问题进行过较为热烈的学术争论，其影响也超出了史学研究的范畴。下面先简略回顾这60年间前30年海峡两岸辛亥革命史研究的概况。 　　 　　1、1950至1970年代研究概况 　　 　　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无论是台湾的“正统学派”还是大陆的“新正统学派”(所谓“正统学派”与“新正统学派”，主要是西方史学界针对海峡两岸上述时期辛亥革命史研究发展状况的称呼，并非当时两岸史学界的共识，或许有学者并不接受这种说法，本文也只是打引号地借用这一称呼)，对辛亥革命史的研究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虽然都对孙中山及其领导的辛亥革命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及作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但各自的着眼点却有明显不同。台湾方面强调的是辛亥革命肇建中华民国与孙中山无可替代的“国父”地位，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处处突显其正统性与合法性。大陆方面则强调孙中山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辛亥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其重要地位与作用应予充分肯定，但辛亥革命又是一次不彻底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没有最终完成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革命任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借鉴了辛亥革命的宝贵经验教训，完成了辛亥革命未能完成的革命任务。 　　20世纪60年代上半期，海峡两岸的辛亥革命史研究虽然仍处于隔绝状态，但却都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突破原有研究范式的新趋向。尤其是这一时期台湾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已经在许多方面明显突破了以往“正统学派”的传统研究格局，出现了多元化的发展趋向。虽然早先的“正统”性研究成果仍占有相当比例，但作出的评价却相对平实客观，学术性更强，政治性则开始有所减弱。更为重要的是，在过去辛亥革命史研究“一元化”时代不能入流的诸多研究内容，均逐渐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并产生了一大批有影响的学术成果，成为该时期台湾辛亥革命史研究获得长足发展的重要反映。例如立宪运动方面的研究即成果斐然，《立宪派与辛亥革命》、《清末革命与君宪的论争》等著作，以及研究清末资政院、清末各省咨议局和民初省议会的系列论文，一经问世即颇受关注，甚至对1980年代大陆的立宪运动研究也不无影响；团体研究的专著主要有《清季的立宪团体》、《清季革命团体》等，反响较大；另还有一批研究辛亥革命时期妇女、经济、社会问题，以及探讨各地辛亥革命的论文发表。 　　大陆方面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在1960年代上半期也曾出现较好的发展态势。但令人十分遗憾的是，由于众所周知的政治原因，几年之后这一可喜的发展势头就被强行中断，而且大陆的辛亥革命史研究随后更进入了长达lO年的停滞期。以研究辛亥革命史著称并在当时有切身经历的大陆学者章开沅后来曾经感慨：“从60年代初期的形势来看，辛亥革命史研究本来可以，也完全应该有一个较大的突破。但是由于大家都已熟知的‘左’倾思潮的干扰，紧接着便是十年动乱，使刚刚活跃起来的辛亥革命史研究横遭摧残。”(章开沅：《50年来的辛亥革命史研究》，《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5期，P225) 　　 　　2、近30年来大陆辛亥革命史研究的迅速发展 　　 　　由于“文革”的影响，海峡两岸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形成了较大的差距。“文革”结束后，长期制约历史学研究的“左”倾思潮的影响逐渐被清除，恢复了实事求是的精神。以往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长期被视为禁区的某些领域和课题，成为许多学者研究讨论的热点问题，新观点、新见解层见迭出，新领域、新课题被不断开拓，这一变革使大陆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迎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辛亥革命史的研究也很快趋于兴盛。 　　辛亥革命史可以称为这一时期大陆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重要领域之一，成果也最为突出，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引领了改革开放之后大陆新史学的发展变革。1977年，《历史研究》杂志即发表樊百川的《辛亥革命是儒法斗争吗?》，《四川大学学报》发表李润苍的《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这两篇论文对“四人帮”践踏历史研究的科学准则，歪曲辛亥革命史实的倒行逆施进行了初步清算。章开沅在1979年初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努力研究辛亥革命史》(《辛亥革命史丛刊》第1辑)一文，大声疾呼近代史研究者应加强对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探讨，“要打破所谓‘立足于批’的精神枷锁，要推倒所谓‘资产阶级中心论’、‘资产阶级决定论’、‘资产阶级高明论’等诬陷不实之词，要敢于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胆识来拨乱反正，坚持正确地、全面地评价处于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此文发表后，不仅在国内史学界，而且在海外学者中也引起了较强烈的反响。美国学者将此文译成英文重新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