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作为终极价值证成路径探析.docVIP

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作为终极价值证成路径探析 　　[摘要]伯林提出了“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两个概念，并对其进行了区分，其实质在于将自由界定为一种不受外界干预的生存空间。鉴于自由不仅是对一种不受干预的社会空间的保障，而且也是一种不受干预的操作手段，因此作为终极价值的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之间保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并非必然产生冲突，筑基于价值多元主义之上的消极自由可以容纳积极自由。 　　[关键词]伯林；积极自由；消极自由；终极价值 　　[中图分类号]B82[文献标志码]A[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4.03.002 　　“自由”是西方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中的核心概念之一，它既是“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理论构建的基石，也是“社群主义”“国家主义”意图实现的目标。然而，从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所定义的“自由是原子偏离的偶然状态”到当代美国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所论证的社会正义原则应优先考虑“平等的自由”，在思想史上对于“自由是什么”的问题，各思想流派一直争论不休。1958年英国著名哲学家以赛亚?伯林在《自由的两种概念》中提出了“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两个概念，并对其进行了区分。 　　伯林对自由概念的独特性阐释和界定使其在当代自由主义观念史中占据很高的地位，其《自由的两种概念》也被称为整个20世纪自由主义者对自由所作的最具权威的注释，是当代自由主义的宣言书。伯林提出两种自由概念后，引起了学界的高度关注和积极研究。但以往的研究大多是侧重于对两种自由概念内涵的解读和评析，从终极价值角度进行研究的较少。本文拟在对自由的终极价值考察的基础上，对两种自由的终极价值证成路径作一探析。 　　一、作为终极价值的自由 　　对伯林而言，如果削减消极自由的疆域将会导致人类的倒退――“侵入它们将会导致不人道的后果”[1]（P61）――更确切地说，消极自由的价值并不低于正义、平等与民主的价值，甚至不低于积极自由等终极价值。这是称谓终极价值的一个部分，如果剥夺了这种终极价值，将会导致灾难。伯林指出：“没有了消极自由，其它价值也都会化为乌有，因为没了去实践这些价值的机会，没有了各种机会，没有这些相互歧异的价值，到头来就没有了生活。”[2]这就意味着消极自由是隶属于终极价值范畴之内的。然而，伯林对消极自由的辩护无疑给人们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即他确实希望赋予其特权。 　　目前我们的首要问题是确认自由在终极价值中的地位。我们认为，搁置前期的自由的内在结构，以及消极自由是否有优先地位，伯林一般把自由看作是一种终极价值。伯林对自由的区分，特别是他提出消极自由是否应该被赋予优先于积极自由的特权，这意味着自由是否全部或部分地包含在相互冲突的终极价值中，是否与相互冲突的价值绝缘。伯林也引用一些自由与其他基本价值相互冲突的例子，这些基本价值包括正义、平等、仁慈、同情、荣誉、幸福、安全等，这些冲突毫无疑问地是在特定的境遇中可以解决的，并且不依照总体规则。[3]（P12-13）伯林不但不同意这些相互冲突的价值或理念是完全不相容的、接受其中的一个价值就必须抹掉其他全部的价值，而且指出所有这些终极价值并不是同等重要，一些价值不得不做出让步。伯林所提及的有关这方面的事例很多，这里仅仅引用3个被广泛提及的，但可能关联其他一些贯穿文本的关于自由与其他价值冲突的事例： 　　除此之外（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冲突），还有一个更尖锐的问题：满足其他同样终极的价值的要求的至高需要，如公正、幸福、爱、创造新事物、新经验与新观念的能力的实现、真理的寻求。[1]（P47） 　　自由和平等都是人们追求的基本目标之一。不过豺狼的自由就意味着羔羊的死亡，强势的、多才多艺的那些人的完全自由，对那些弱者和天赋较弱的人的正当存在的权利来说，也是无法达到和谐的……平等，也许就意味着要限制那些有统治欲望的人的自由……[3]（P16） 　　一个人或一个民族在多大程度上有如其所愿地选择自己生活的自由，必须与其他多种价值的要求放在一起进行衡量；平等、公正、幸福、安全或公共秩序，也许是其中最明显的例子。[1]（P243） 　　事实上，伯林的《自由立于希望和恐惧》之重点在于指出自由和知识可能是不可共量、相互冲突的。这种印象产生于所有对自由的运用，特别是在消极意义上――不被干涉的自由，自由同其他价值之间的冲突是重新被现代西方非自由主义思想家诠释的，这些思想家包括哈曼、马克思、德?迈斯特，他们不仅赋予自由特别是消极自由以最终的重要性，而且也把这种重要性给予平等、正义和自我创造等其他的价值。由此可知，在一般情况下，自由与其他的终极价值是一样的，是可能与其他的价值相互冲突的。从上面的论述中可以得知，伯林并没有赋予消极自由以特殊的地位。 　　二、消极自由作为终极价值的证成路径 　　为了更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