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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林纾翻译对中国文化现代性影响 　　摘要：近代翻译家林纾意译的外国名家小说向当时的民众展示了丰富的西方文化，开拓了人们的视野。然而，其翻译之中存在一些“讹误”，似乎影响了其翻译小说的价值，实则不然。文章利用威廉姆斯和切斯特曼的因果模型探讨了林纾翻译中的“讹误”对我国文化现代性的正面影响。 　　关键词：林纾；翻译；文化现代性 　　作者简介：陈慧（1986-），女，广东清远人，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广东#8194;广州#8194;510275） 　　中图分类号：H059#8195;#8195;#8195;#8195;#8195;文献标识码：A#8195;#8195;#8195;#8195;#8195;文章编号：1007-0079（2011）01- 0189-03 　　 　　林纾在翻译界是个颇具争议的人物，原因并不在于其翻译数量之多，而在于翻译质量之讹。对于林译小说中的讹，有不少学者做过文本对照，确实存在不少改译。如钱钟书就反复将原著与林译小说进行过对照，确认林译小说之讹是不争之实。但是导致讹译的原因何在，讹译的结果如何，这些涉及文字背后深刻文化烙印的研究更加值得关注。 　　一、有关林纾研究文献综述 　　学界中林纾的研究有不少成果，如薛绥之、张俊才编的《林纾研究资料》（1982），林薇的《百年沉浮――林纾研究综述》（1990），孔庆茂著的《林纾传》（1998）等。这些研究资料提供了林纾的生平、学术生涯、影响贡献等各方面的介绍和解读，其中也有相当部分内容涉及林纾的翻译，属于研究的原始资料、通俗读物和感性介绍，也包含对林译作品的解读和分析。通过中国知网的检索可见，也有不少研究林纾翻译的论文。而针对林纾翻译与文化介入和建构之间关系的文章有：《论林纾“误译”的根源》（尚文鹏，2000），《林纾文化身份的建构及对其翻译的影响》（陈国兴，2009），《翻译批评与意识形态――以林纾为个案》（马锦然、刘杰辉，2009），硕士论文两篇：《林纾的文学翻译活动与中国社会文化语境的互动》（张丽君，2003），《清末民初对外国小说的译介，1898-1919》（贺小翎，2005）等。这些论文涉及影响林纾翻译的文化因素及林译小说对文化的反作用，但未具体论及这种反作用与中国现代性的进程之间的关系。本文在前面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威廉姆斯和切斯特曼的因果模型，探讨并认为林纾的翻译对中国文化的反作用体现于对现代性的促进作用上。 　　二、现代性 　　就现代性而言，哈贝马斯指出，每一个时代的人们都可以标榜自己的文化艺术具有现代性，但是只有在另一个时代仍可产生新的意义并诱发人们的探索兴趣的东西才称得上真正是具有现代性特征的东西。（王宁，2002）具体到中国语境，清末国人认识到天朝上国的美梦破灭，急需清扫国内的腐朽风气而寻求国外新思潮的活力，探寻救国存亡的途径。这就必须寻找蕴涵新的意义并引起人们进一步探索，从而发掘出可以利用于自身利益建设的东西。俞兆平说，学界一般认为中国文化现代性以晚清为起始，晚清中国是面临“亡国灭种”的中国人民走向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的苦难历程。鸦片战争以来，民族觉醒和民族主义的文化身份诉求一直是中国语境下现代性的主题。（谭素琴，2008）认识自我，认识到中国当时危险的处境，并想方设法予以解决，走现代化的道路，重新民族的复兴是当时时代的主题。但是如何引进新的事物新的思潮从而达到现代性呢？翻译就充当了其中最重要的桥梁。 　　三、翻译文化观与现代性 　　翻译的文化转向使得翻译从传统的源语言文本与目标语文本相互对照的语言学观转向了研究翻译对于本土文化的建构（许均，2002），也使人们对翻译的本质有了重新的认识：翻译从来不是简单的文字对等，翻译更深层次的内涵是文化的交流，它促进了本土文化向现代性的迈进。从欧洲古罗马翻译希腊文本，到俄罗斯彼得大帝的改革，再到现代日本的文明之路以及近代中国的翻译实践中可窥见翻译和现代性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谭素琴，2008）综观中国几次重大的文化转型，恰好与中国的翻译高潮相重合：起于两汉，发展于魏晋南北朝，兴于唐止于宋的佛经翻译，将佛教思想融于中华儒道之中形成儒道佛三教鼎立，影响至今；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引进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让国人认识到中国国防科技等“硬件”不及西蛮夷之“硬”；清末民初的改良运动和翻译（谭素琴，2008），为五四新文化运动铺平了道路，为中国现代性的到来拨紧了发条。季羡林先生对翻译之于中国文化的作用，曾打比方说：“若拿河流来做比较，中华文化是一条长河，有水满的时候，也有水少的时候，但却从未枯竭。原因就是有新水注入。注入的次数大大小小是颇多的，最大的有两次，一次是从印度来的水，一次是从西方来的水。而这两次的大注入依靠的都是翻译。中华文化之所以能常葆青春，万应灵药就是翻译。翻译之为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