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犯罪治理刑事和解模式困境与出路.docVIP

生态犯罪治理刑事和解模式困境与出路 　　摘 要：福建地区生态犯罪司法裁判的“补植复绿”实践，是一种刑事和解制度适用典型示例，但是，这种实践并没有实体法根据，常常引起理论质疑。基于刑事和解制度价值，有必要依托刑法，在刑法总则中规定补偿、恢复等刑事和解措施，完善刑罚制度、创设替代性措施和刑罚易科制度；在分则中创设生态犯罪处罚阻却事由，以便“补植复绿”等刑事和解措施的适用有法可循。 　　关键词：刑事和解；补植复绿；刑罚替代措施；易科刑罚 　　中图分类号：D9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398（2016）02-0102-09 　　一 问题的由来 　　2014年3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支持福建省深入实施生态省战略加快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的若干意见》，福建成为我国首个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根据《若干意见》，福建省要“大力推进自然资源资产产权、集体林权、生态补偿等制度创新，为全国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提供有益借鉴。”因此，福建省的生态文明建设，有着特殊的指标性意义。早在1982年，福建省就率先在全省范围内成立覆盖高级法院、中级法院和基层法院三级法院的林业审判庭，对盗伐、滥伐林木及森林失火犯罪进行了较为精准的审判，有效地维护了福建生态环境安全。1991年，长汀县人民法院开始了涉林刑事失火案件中尝试“补种复绿”的生态修复方式，2008年5月22日，柘荣县人民法院率先挂牌成立全省首个生态环境审判合议庭，该院在毁林犯罪案件审理时，由案件被告人与林木受损主体达成谅解，签订造林协议，并交纳适当造林保证金或提供保证人，法院在裁判文书对被告人存在“补植复绿”事实予以认定，将被告人“补植复绿”情节作为判处刑罚的情节，对案件情节轻微，直接判处被告人“补植复绿”，即“补植令”，责令被告人在案发地或者指定区域补种林木并看护管理，2007年以来，该法院审理各类生态案件30多件，被告人履行“补植复绿”率达到100%，柘荣县人民法院、柘荣县林业局还联合发布《关于规范林业刑事案件补种复绿工作的规定》，明确规定“签订补种复绿协议是被告人的悔罪表现，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宁德法院网，http：///public/detail.php？id=142，2013年11月10日浏览。柘荣法院树立了福建省生态刑事审判的典型。据统计，2008年以来，福建省各级法院共审结涉生态资源刑事、民事、行政案件1.7万件，全省法院发出“补植令”“监管令”等287余份，责令涉林刑事被告人补种、管护林木面积达7万多亩。马新岚：《福建生态司法》，北京： 法律出版社，2015年，第3页。2014年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成立了全国首个高级法院生态环境审判庭，近年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先后发布《关于2008年司法改革任务工作分工方案》《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林业民事审判若干问题的会议纪要》《关于为推进生态省建设提供有力司法服务保障的意见》等10余份指导性意见，有力地指导各级人民法院的探索创新活动。 　　福建省生态犯罪司法中“补植复绿”实践，实际上是生态犯罪领域刑事和解的大胆探索，其工作成效极为明显。然而，“补植复绿”的司法实践，其现实和理论根据存在不少困惑。从刑法理论看，“只有法律才能为犯罪规定刑罚” [意]贝卡利亚： 《论犯罪与刑罚》，黄风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6 年，第 11 页。 几乎已成刑事法律的铁则。超越法律的规定，在现行法之外对被告人施加刑罚，有违反罪刑法定之嫌。例如，“补植复绿”的正当性如何，不时有人质疑。法院对刑事被告人发出的“补植令”，有没有刑事实体法根据？被告人“补植复绿”在性质上是否属于劳役刑？“补植令”是否有刑罚的性质？从司法实务看，尽管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订后，公诉程序中特别规定了刑事和解制度，但是，新的刑事诉讼法的刑事和解制度是否为生态犯罪 “补植复绿” 司法实践提供程序法根据？现行刑事和解制度能否契合生态犯罪的治理？司法机关将被告人履行补种复绿协议视为被告人的悔罪表现，是否能完全反映生态犯罪当事人进行生态恢复和补偿损失的意义？如何审视和理解刑事和解制度的本质和功能？等等，有必要对生态犯罪的补植复绿实践进行新的梳理。 　　二 对现行刑事和解制度的基本评价：脱离刑事实体法的程序独舞 　　一般认为，刑事和解是“一种以协商合作形式恢复原有秩序的纠纷解决方式，它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加害人以认罪、赔偿、道歉等形式与被害人达成谅解后，国家专门机关不再追究加害人的刑事责任，或者对其从轻处罚的一种制度。”杜宇：《“刑事和解”的概念框架――-以五组范畴的比较为中心》，《中山大学法律评论》2010年第8期。 刑事和解从理念上升为一项司法制度，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加拿大安大略省基奇纳市的一则被害人和犯罪人和解案例。2002 年 4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