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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犯罪刑事犯转化及其益处分析 　　摘 要：我国现行刑法中的生态犯罪的设置属于行政犯，但由于生态伦理观念的变迁导致生态犯罪由行政犯向刑事犯转化，这种转化会带来一定的益处：扩大了刑法的调整范围，增加了刑法对生态犯罪的调控力度，避免出现以行政责任替代刑事责任的惩罚漏洞。 　　关键词：生态犯罪;行政犯;刑事犯;生态伦理 　　中图分类号：D92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10-0113-03 　　生态犯罪是以保护生态法益为目标的一类犯罪，主要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典》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第六节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中。生态犯罪的立法指导思想将直接影响生态法益保护的效果，因此，生态犯罪的行政犯或刑事犯的立法选择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我国现行刑法中生态犯罪属于行政犯 　　谈及刑事犯与行政犯的区分，我们不得不提到另外两个相对应的概念：自然犯与法定犯。古罗马法中就有关于mala in se与mala prohibia的区分，被视为是自然犯与法定犯区分的原始。Mala in se指违反社会伦理道德的违法行为，这种行为因侵害了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而被社会正义所不容。Mala prohibia则属于不违反社会伦理道德，而仅仅是为了维护行政管理秩序而为法律所禁止的行为。百年来，随着行政职能的不断扩张，行政法也不断壮大起来，德国最先出现了行政犯与刑事犯的区分。关于两者的区分学说可谓众多。在德国，一般学者均承认两者存在差别，但具体如何区分又存在以下几种观点：第一，质的区别说。认为行政犯与刑事犯存在本质上的界限，两者并非仅是程度上的差别，两者属于不同类属的不法行为。两者是此物与他物的区别。第二，量的区别说。认为行政犯也是犯罪的一种，行政犯与刑事犯并无本质上的区别，但两者存在量的差异，具体体现在行为、违法性和责任轻重程度标准上。第三，质与量的区别说。认为行政犯与刑事犯在质与量上都存在区别。刑事犯在质上具有较深度的伦理非难性，在量上具有较高度的损害性与社会危害性。笔者赞同质与量的区别说。行政犯与刑事犯最本质的区别在于行为有没有违反社会伦理。量的方面，行政犯是以违反行政法的规定为前提，有时直接被刑法评价，有时需要达到一定程度，才为刑法所评价，而刑事犯则直接为刑法所评价。一般认为，我国现行刑法中的生态犯罪属于行政犯。我国刑法典中的生态犯罪，主要位于第六章第六节中。这些罪名当中有七个罪名是“行政违反+加重情节”的类型，三个罪名是“行政违反+行为”的类型，另外七个是直接对行为的规定，虽然没有“违反……规定”的字样，但这七种行为亦属于行政法规规定的范围内的行为，因此应归入“行政违反+行为”的类型中。而行政犯包括两类：一是不需要具备加重要素的行政犯，二是需要具备加重要素的行政犯。我国刑法中的生态犯罪基本都可以用这两种类型评价。因此我国现行刑法中生态犯罪多属于行政犯。 　　然而，随着生态犯罪伦理观念的变迁，生态犯罪行政犯的地位已经动摇，人们对生态犯罪违反道德伦理的普遍认同促使生态犯罪向刑事犯转化，而这种转化必然会带来刑法适用上的变化。 　　二、生态犯罪从行政犯向刑事犯转化的因由分析 　　（一）生态伦理观念的变迁 　　生态伦理是生态刑法的伦理基础，生态伦理与生态刑法之间是互动的，生态伦理对生态刑法具有导向作用，生态刑法对生态伦理的变迁具有回应和能动作用。生态伦理的理念经历了人类中心主义向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转化。人们普遍认为导致现代社会生态危机的最直接原因是现代人把自然排除在道德关怀的范围之外，致使人类对待自然的行为完全没有节制，人类为了获取更多的利益，将自然看成自己征服和肆意攫取的对象。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的核心理念是一切以人为核心，一切行为都从人的自身出发，并以自身的利益去对待其他事物，为人的利益服务。但随着生态危机的加剧，人们亲身体验了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所带来的不可逆的恶果，我们生存的环境从空气、水到土壤等都在不断的恶化中，诸如此类的境遇使人们渐渐清醒。大自然正在用自己的方式惩罚着人类的盲目自大。于是学者们开始探索新的生态伦理理念，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应运而生。它不再如传统人类中心主义那样完全漠视自然的价值，它承认自然对人类具有的工具价值，但它依然否定自然具有内在价值，虽然对自然予以工具关怀，但此种程度的关怀还远远不够，不足以避免生态危机的进一步加剧。它与传统人类中心主义一样，只考虑到人类眼前的利益，人类是永远的目的，为了人类的利益，如何使用工具是没有底线的，没有考虑到人类的长久利益，既没有考虑到后代人的利益，也没有考虑到自然和其他物种所具有的内在价值，由于人类的行为导致生态环境的恶化，现在每天都有几十种物种灭绝，也许有一天广袤的地球上就只有人类形影相吊。人类中心主义漠视了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代际公平和人与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