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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侵权中因果关系推定研究 　　摘要：生态环境侵权，是人类活动所引起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借助生态环境媒介对他人人身权和财产权所造成的损害。与一般侵权行为不同，生态环境侵权有其特殊性。为了应对这一问题，域外国家提出了诸多因果关系推定理论如盖然性说、疫学因果关系说和间接反正说，并且进行了相应的立法实践。我国对于生态环境侵权中因果关系推定制度，没有明确规定，而是以举证责任倒置制度来代替，但两者大有不同，实践中虽然有所尝试但并不成熟。因此，我国首先需要在立法上对因果关系推定制度予以规定，同时建立多级证明标准，对因果关系推定的适用条件加以限定以及对适用范围加以规范。 　　关键词：生态环境侵权；因果关系；因果关系推定 　　中图分类号：DF72；DF4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81（2014）04―0064―05 　　一、生态环境侵权的特殊性及其因果关系推定的提出 　　随着工业的快速发展，人类由古老的农耕文明走向了工业文明，社会面貌发生了较大的改变。但是工业化带给人们的除了极大丰富的物质之外，还有生态的破坏和环境的污染。环境问题衍生出环境侵权纠纷，和一般的侵权不同，环境侵权有其特殊性。生态环境侵权的特殊性具体体现在：第一，当事人双方的地位具有不平等性。在生态环境侵权中，加害者往往是大型的企业，具有雄厚的经济实力，而受害者经常为普通群众，大多为农民或收入处在中低水平的城市居民，双方实力相差悬殊。第二，侵权行为具有复杂性。生态环境侵权所造成的损害，是企业的行为作用于自然环境，造成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进而危害人类的身体和财产权益，可能短时间内不会显现出来，有害物质经过长期的积累，对周边的生物产生的不利影响才会显现出来，具有长期性和潜伏性。即使某些污染状况得到短期的控制，但可能在某些因素的作用下又会再次卷土重来，继续产生危害，具有反复性。此外，生态环境侵权还具有隐蔽性、间接性、广泛性等特点，这就使得侵权行为本身极其复杂。第三，侵权行为具有高技术性。随着科技的日益发达，工业生产的科技含量是越来越高。要查明侵权行为的致害机理也变得越来越困难。特别在生态环境侵权中，对于生态环境侵权行为的取证需要精密的仪器和专业的知识，这就为受害人取证造成了不小的困难。 　　正是由于生态环境侵权这些特殊性的存在，暴露出传统的因果关系认定理论的缺陷。包括2014年4月24日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在内的我国现行法律法规都没有明确规定因果关系推定，只是以举证责任倒置这种形式体现，但二者并不是一回事。因此，科学认识生态环境侵权领域中的因果关系理论，并对生态环境侵权因果关系推定制度作出科学规定，对于审理生态环境侵权案件意义重大。 　　哲学上的因果关系一般被定义为，事物之间普遍存在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关系。在侵权法中，因果关系从来都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难题。“侵权法上像因果关系这样给法院和学者造成困扰的很是少见。” 　　在一般的侵权行为认定中，包括四个要件：加害行为、损害、因果关系以及过错。基于对受害者权益的保护和法律公正的维护，对于生态环境侵权这类特殊的侵权案件，各国的普遍做法是采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加害者对于侵权行为有无过错，不列入此类侵权行为是否成立的考虑范围，以此减轻受害人的举证负担，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受害者的合法权益的救济变得容易，因果关系的证明成为了最大的“拦路虎”。考虑到现实中生态环境侵权的特殊性，如果按照传统的因果关系理论进行认定，往往造成受害者的合法权益的损害，无法得到救济。 　　二、域外因果关系推定学说及其实践 　　域外因果关系推定的学说有很多，包括盖然性因果关系说、疫学因果关系说、间接反证说等。 　　盖然性因果关系学说起源于日本，由德本镇教授提出。一直以来，像其他国家一样，日本法律界对于因果关系的认定，遵循“明确性”标准。但是，20世纪70年代，日本公害案件频发，一味的采用原来的标准，致使许多受害者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救济。日本学者们开始转换思路，对于因果关系的关注，也由“明确性”向“盖然性”转变。盖然性因果关系学说，放松了对受害者举着责任的限制，让经济条件差、科学知识缺乏的受害人看到了希望。这类学说，一般只要求举证人所提供证据的证明度超过50%即可。随着该类学说日益成熟，学者们也开始持有不同的观点，一般分为两类：一类是优势证据说，源于英美法系的“占有优势证据”理论，日本的加藤一郎教授将其引入日本法律界，并融入德本镇教授的一些观点，逐渐发展成一种独立的学说。他认为，对证据的证明程度的要求，应做到“民刑有别”，对刑事责任的认定，必须本着“疑罪从无”的态度，举证必须达到“确实充分”才可。但对于民事责任的认定，尤其是处理环境侵权案件时，不必如此苛求因果关系的认定是采用了科学的方法，只要原告所提供的证据占有优势，就可以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