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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意义世俗化 　　维特自杀的悲剧从文化的角度考察是由于生命意义的降低，将存在的意义锁定在爱情的唯一层面上，导致内心脆弱不堪，高度内倾，无法应对残酷无比的现实社会，最终走向自我毁灭。 　　关于18世纪德国伟大作家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中主人公维特的悲剧原因，大多数研究认为是外部封建社会压迫和内部性格极端，强调社会历史和心理性格的内因和外因，而忽略了对当时文化原因的研究。本文从文化角度再探维特的悲剧原因，认为是维特生命意义的世俗化，降低了人生的目标和理想，从而导致悲剧发生。 　　一、德国宗教民族的生命意义 　　经过中世纪基督教文化长达一千多年的洗礼，德国各封建王国的大多数民众已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他们生命的意义就是侍奉上帝，遵循耶稣的教导：“爱上帝，爱人如己。”16世纪马丁路德“因信称义”的宗教改革将德国民众引向更加人性化的道路，消除了天主教繁琐和仪式和不必要的善功。但德国新教的信徒们的生命意义仍然是以上帝为中心，他们的精神世界，现世生活仍然由上帝的思想来引导：信仰上帝的主宰，盼望来世生命的永恒，爱现世教会里的兄弟姐妹。在上帝信仰的支撑下，他们的心理是外倾和稳定坚强的。可以说他们有方向，明确生命的意义，人生是为上帝，为他人，为了未来。这种利他主义的精神状态可以说是神圣高尚的。 　　二、信仰的动摇 　　在18世纪的德国，许多知识分子开始对上帝信仰产生动摇。牛顿的“力学三定律”导致机械唯物主义的产生；英国的“经验主义”哲学使唯物主义精神深入人心；康德的三大“理性批判”和“自在之物”理论导致上帝不可知，远离上帝的思想出现；斯宾诺莎的“自然神”哲学观将上帝驱离人类的地球；而狄德罗的“百科全书派”更是直接导致“无神论”产生。歌德在这种文化思潮激烈大变动的背景下，接受各种新生思想，产生了辩证唯物主义，加上歌德的科学家研究生涯，使得歌德对三位一体的上帝的信仰产生动摇，对立统一和发展提高的唯物主义思想贯穿在歌德的文学创作和科学研究中。他认为，在生气勃勃的大自然中，万物均与整体相联系，大自然中的一切，特别是最普遍的力和元素，处于一种作用和反作用的永恒关系中。所以，可以说，每个现象同无数其他的现象是相关联的。歌德在这种辩证唯物主义发展观的指引下，认为人类社会文化也是在不断发展变化中。《少年维特之烦恼》中主人公维特的经历向读者展示了一位年轻人在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时期，对传统文化中上帝的信仰动摇，精神开始世俗化的真实历程。 　　三、生命意义的降低 　　（一）生命意义的世俗化 　　宗教民族生命的意义分两个大的层面。一是神圣的层面，为上帝而生存：敬拜上帝，研习圣经，勤做弥撒，常做忏悔，日夜祷告，多行善功。获得财富的十分之一上交教会，被称为十一税，死后将财富捐赠教会以保障上天堂享受永恒之福。第二个层面是世俗的层面，是为了家庭、爱情、亲情、友情和事业，但第一个层面永远占主要地位。 　　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将人类的存在方式分为三种形式：第一种是宗教存在，是敬神爱民的“利他主义”的高级存在；第二种是理性存在，是遵守道德伦理“先利他后利己的”中级的存在；第三种是感性存在，是追求感官享乐的“利己主义”的低级存在。第一种存在是神圣的；而第二、三种则是世俗的生存方式。《少年维特之烦恼》是歌德自己一次恋爱失败的痛苦加上朋友恋爱失败自杀的事件结合在一起而创作的作品。维特的悲剧和他生命意义的世俗化是有很大关联的。维特的生存方式显然不是第一种，而是第二和第三种，而在更大程度上属于第三种“利己主义”的生存方式。 　　（二）生命的内倾化 　　成熟的人格是外倾和内倾有机结合在一起。过分外倾导致人格迎合社会而失去自我，过分内倾导致人格进入孤独而不能适应社会。维特在生命意义世俗化的指引下，在“感性存在”的支配下，生命的出发点不再从宗教“爱上帝，爱人如己”的神圣角度出发，而是从个体感受出发。他的心灵变幻无常，捉摸不定，多愁善感，脆弱激动，热爱大自然，沉醉于孤独。孤独是人格内倾的主要表现之一。为排遣心中的苦闷，他从城市来到偏僻的小山村，在风景秀丽的大自然里找到了慰藉：“我在此间非常愉快。这个乐园一般的地方，它的沉寂正好是医治我这颗心的灵丹妙药；还有眼前的大好春光，它的温暖已充满我这颗常常寒栗的心。” 　　维特过分内倾的人格导致他心灵脆弱，逃避现世，向往大自然的美丽风光，来到对他毫无伤害的大自然中来逃避现实的各种精神压力。他也向往古代宗法制的稳定社会，那时的人们有共同的道德价值观，人们博爱，社会和谐，而不是18世纪封建等级森严、利己主义盛行的社会。他还喜爱孩童，向往孩子的天真烂漫，他不愿意由少儿阶段进入成年阶段，这是人格不成熟的重要表现。维特的种种逃避和幻想说明他还处于不成熟的阶段，这使他不能适应竞争激烈的社会，甚至不能适应公务员的文案工作，连上司对他工作上精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