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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天津都统衙门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及其启示 　　摘要：开发征地可以说是城市实施发展规划的起点，出于安全需要，都统衙门开展的毁墙筑路工程拉开了近代天津基础设施建设的序幕。而法制、税收、征地价格的三驾马车，有力地推动了项目施工的进度以及社会秩序的安定。法制是征地工作走上正轨的保障，税收是征地补偿的物资保障，合理的补偿价格又是减少征地工作带来的官民对立的重要手段。这对我们今天的地产开发依然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即政府能不能扮演非盈利的角色来定格地产行业的未来走向。要创造一个成功的城市发展案例，就必须认识到政府与民间保持畅通的沟通渠道的重要性。 　　关键词：都统衙门；补偿价格；税收体制 　　中图分类号：K252；F294文献标识码：A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5.06.0038 　　法制、税收、价格机制是天津都统衙门接手天津行政管理后，解决市政工程建设的三大手段。正是由于《天津城行政条例》所起到的法律约束力，将西方的契约精神落实到天津市的管理运作中，才使得开发征地得到了法律上的保障。城市税收制度的建立以及更加严格的管理，不仅增加了天津都统衙门的财政收入，还为开展市政工程建设提供了资金保障。而资金的保障又在征地价格上满足了被拆迁户的需求，良性的循环使近代天津的城市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当今我们依然在地产开发建设中，遭遇征地补偿的问题，抗拒拆迁的事件屡见于新闻媒体中。通过了解近代天津都统衙门公共建设的历史，我们是能从中获得有益的经验和启发的。 　　一、天津都统衙门的设立及其征地开发起因 　　1900年既是天津苦难的年岁又是“走向新生”的一年。苦难是因为八国联军占领天津，用刺刀建立了临时政府（即都统衙门），对天津人民实施了长达两年的军事殖民统治。侵略者不仅残酷镇压反抗者，还大肆搜刮天津人民的财富，欠下天津人民累累血债。而“走向新生”是指两年中，都统衙门按西方城市规划布局进行了大规模的公共工程建设，不仅改变了城市面貌，还吸引了外地和西方国家一些商业团体来津进行投资开发，促成了天津自开埠通商以来，第一次早期现代化改造的浪潮。 　　1900年7月14日，八国联军占领天津。两天后，联军之各国指挥官便开始协商如何恢复天津城市秩序问题。经过两天协商各国最终达成妥协，由俄、英、日三国各派一名权力相等的军官担任总督或委员，组成临时政府，即“暂行管理津郡城厢内外地方事务都统衙门”，人们习惯称它为“都统衙门”。名义上三委员“每人在管理方面享受同等的发言权”[1]，而实际上其日常工作由俄国委员把持。可以讲，天津都统衙门本身也是各国间权力制衡的产物，在某些事务上，一些国家是无法为所欲为的。因此都统衙门的行政运作效率很高，这也在某种程度上，保证了天津城能在短短两年时间内成功进行城市改造。 　　说到征地开发，其实是侵略者出于安全需要而拆毁天津城墙的现实考虑。城墙离租界近，租界在城墙守军的有效射击范围内，只有拆毁城墙改成马路才能维护自身安全。城墙消失后，其原址既成了交通便利且宽阔的城市主干道，也成了城市的黄金地段，吸引了许多商业投资的到来，譬如比利时商人就曾向都统衙门申请来天津开办电车、电灯公司。马路带动了商业开发，同时也涉及到大量的民房拆迁工作。出人意料的是，在拆迁问题上侵略者放低了他们高傲的姿态与统治权威，合理并有序地展开了这项工作。天津的城市改造能在两年时间内以惊人的速度推进，和征地措施的得力与保证了社会秩序的相对安定是分不开的。 　　二、天津都统衙门征地开发的三大措施 　　一是征地开发的法制保障。如果缺少法制，征地工作很容易陷入暴力执法的泥潭。都统衙门是通过定期召开全体委员会议来行使行政管辖权的，委员会议否定三权分立原则，而是集立法、司法、行政、财政权力于一身。它既制定具有法律效力的各种条列，也施行治安管理和司法权力，法庭的各项判决都要经委员会议的批准才能生效。委员会议将整个天津辖区纳入了法制社会的轨道，西方的法制精神得到了较好的贯彻执行。都统衙门一共召开了300多次会议，后人曾将所有会议纪要整理成册出版发行，它是研究都统衙门统治天津这段历史的第一手资料。 　　都统衙门颁布的第一个法令就是《天津城行政条例》，该条例对行使管辖权的第四项规定就是“清理中国政府和私人放弃的动产和不动产，编造清单并且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2]1。条例还规定洋人在都统衙门的管辖区不享有所谓的治外法权，“违反条例的外国人应予逮捕，并立即作出讯问笔录，并在24小时内将被逮捕的外国人送交所属的军事或领事当局”[2]2。正因为条例有保护私人财产的规定，才使得征地开发纳入了法制轨道。比如1900年12月12日的第81次会议，针对英国占领军司令坎贝尔想在天津东南军械所附近设置靶场一事，都统衙门的答复却是“如不付给房主赔偿费，本委员会无法让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