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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废科举对现代教育发展反思
清末废科举对现代教育发展反思
摘 要:科举制度作为一种人才选拔制度,在清末得以废除,对社会的各方面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对士人的影响最大,同时,给我们的反思也是深刻的。
关键词:科举制;士人;四民社会;反思
我国的科举制度创于隋朝,完善于唐,经历宋元明的发展,已经相当完备,到清朝,统治者根据自身统治利益的需要不断进行调整,使其逐渐发展为防范士人思想的工具。在其创立之初,基本满足了当时社会选才用才的需求,推动了社会的发展。进入近代以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其弊端也日渐暴露。
一、废科举的提出及落实
古代的科举制度关系到官员的选拔问题和全民族的教育问题,两者紧密结合,缺一不可。但读书人苦读终身的经史诗文,在行政管理乃至实际生活中都没有什么用处,更不要说促进近代工业化社会的发展了。但在科举制度有意无意的指引下,读书人都重仕途,轻技艺,这导致近代工业化社会当然没有出路。但是,科举制度的复杂性不仅仅在于教育内容方面,而是关系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一旦科举制度被废除,这将影响到数以百万读书人的出身和仕途问题,作为当时的读书人没有了出身就意味着丧失了既有的特权,由此可以想象要真正废除这项制度的阻力。这正如美国来华传教士林乐知所言:“停科举一事,直取汉唐以后腐败全国之根株,而一朝断绝之,其影响之大,于将来中国前途有可惊可骇之奇效。[1]”1901年8月,清廷下诏永远停考武科,而且乡试和会试等均试策论,不再用八股程式命题;同时,清廷决定在考试中增加政治、历史、地理、军事等适应时代要求的科目。1903年3月,张之洞、袁世凯上书废科举,要求确定废科举的最后期限、具体步骤和时间表,并提出按科递减的方案,此方案在1904年1月获得批准。
但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时隔一年,在日俄战争的重大刺激下,国人要求立即废科举的呼声大为高涨。在这种形势下,袁世凯、张之洞等各省督抚会奏立停科举以广学校,说明停科举与发展新式教育的关系:“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以分其砥砺实修之志。民间更相率观望。”请立停科举,推广学堂。迫于形势,清廷随后发布谕旨,宣布从光绪三十二年开始,停止各级科举考试。由此,延续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在清末新政不到五年便被彻底废止。[2]对此,美国社会学家罗兹曼评价道:“科举制度的废除,代表着中国已与过去一刀两断,其意义大致相当于1861年沙俄废奴和1868年明治维新后不久的废藩。”[3]应该说,这个评价颇为中肯。但停止科举考试之后,如何解决读书人的出路,这是一个既现实而又迫切的问题。
二、废科举对士人的影响
(一)政治经济地位的急剧下降
科举制是中国古代实施时间最长的一种官吏选拔考试制度。而士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与科举制度联系密切。清末科举制度的改废对既有等级结构、社会秩序和文化观念必然产生强烈震撼和冲击,士人阶层的历史命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传统中国社会是一个以士大夫为中心的四民社会,在士农工商四大阶级的等级分层中,士大夫阶层是社会的上层,古代社会通过科举制度从社会中选拔精英保证了等级间的有序流动,也维持了社会秩序的整合和稳定。士大夫阶级是国家和社会相互联系的中枢和纽带,他们在朝为官,在野为绅,在乡为地主,是道统和政统的统一。以士大夫阶级为中心,古代中国的社会浑然一体,表现出有机的整合。
近代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国经济政治状况的改变,四民社会在逐渐的解体,随着乡村经济的解体和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对金钱的崇拜代替了对身份的崇拜,士大夫阶层在发生分化,地位也在滑坡,作为一个阶层被彻底颠覆。在那样一个标榜革新的时代里,守旧绅士自然是在淘汰之列,但愿意图新的知识分子也难遂愿。改革后的新教育体制培养出的已是在社会上“自由浮动”的知识分子,他们不得不在有限的社会空间另谋生路。随着新式学堂和留学热潮的出现,大量新式知识分子崛起,一方面,从数量上看,知识阶层的供给超过需要。动乱的社会状态,不得尽量发展的民族资本主义,不能将这部分人尽量吸收到生产组织中。而他们又不能不谋个人的生存之道,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可以凭一技之长谋得一官半职,但多数人已被疏离在政治权力之外。近代以来的无序的政治状况也不能使参与政权的知识分子得到应有的尊严,有时这些文人不得不以极为卑微的品格将自己异化。[4]
知识分子在任何国家都是社会的精英阶层,而传统中国社会的知识分子没有这样必然的社会地位。他们在社会上的地位和获得的尊重主要来源于他们在政治权力中的位置。随着在实践上保证知识阶层作为社会精英受到政府重用,受到社会普遍尊重的科举制度的废除,受这一制度维系的对知识阶层的作用、价值及地位积极认同的一切也必然随之而去。当他们被逐出政治中心后,却没有相应的社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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