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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新式知识分子文化心态及现代启示 　　摘要：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中国形成了具有新的知识结构与价值取向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对中国文化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然而，在晚清时期，由于诸多社会矛盾相互交织，社会改造任务紧迫，因而新式知识分子群体形成了矛盾、急躁和激进的文化心态，并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对现实社会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关键词：清末；知识分子；文化心态 　　 　　在晚清及其后一段时期内，普通民众几乎没有完整而全面地接受系统教育的权利。这当然不能排除民众仍然以自己的方式汲取文化营养，承继前辈传统，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然而对民族文化传承发挥重要作用、探索社会的各种变化以及民族历史变化的趋势、并影响社会变革的力量终究是知识分子。清末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转型期，持续不断的社会矛盾和民族危机，使最具忧患意识的知识分子的文化心态，直接表现为指导行动的思想。当前中国社会所经历的转型与清末的社会转型有本质的差别。但无论从其深刻性、广泛性、持久性，还是从知识分子所承担的历史责任等方面，都不难发现两者具有许多共性。仅此而言，考察清末知识分子的文化心态，总结他们的成败得失，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一、关于清末新式知识分子 　　 　　“清末新式知识分子”是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尽管不同的学者对其所处阶段存在不同看法，但均注意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形成的一个重要时期。因为在这一时期，一向被称为“士人”、“文人”、“儒生”的中国读书人，开始被称为“知识分子”或“知识阶层”。名称变化的关键在于知识分子群体的实质发生了变化。一般来说，士人由旧式学塾所培养，学习内容为四书五经、八股制艺。在老百姓眼中，士人肩负着阐释世界、指导人生、推动社会进步的使命。可是，“他们要获取一定的权势来推行自己的主张，就必须解褐入仕，并取得君王的信任和倚重；而这种获得，必须以丧失思想独立性、消除心灵自由度为其惨重代价”。所以他们大多与皇权体制合流，并被皇权体制所收编以获取官阶。他们知识结构陈旧，视野狭窄，思想和行为仅限于既有体制的框架，不敢越雷池一步。而本文所指的“新式知识分子”却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新学的濡染与新思潮的洗礼，具有与旧式士子完全不同的知识结构、理想信念与价值取向。他们已超出了热衷个人功名利禄的樊篱，而追求一种参与改造社会的救世理想与社会实践，成为改造社会和推进社会前进的生力军。他们主要由四部分人组成：一是学习和吸收西学的一些官吏和传统士人；二是外国人在中国所办教会学校的学生；三是中国新式学堂的学生；四是留洋学生。这四部分人构成了大约七八十万新式知识分子群体，是当时中国社会中最活跃的一股力量。其代表人物主要有：康有为、梁启超、严复、沈钧儒、黄炎培等主张立宪和改良的人士；孙中山、黄兴、宋教仁、廖仲恺等共和知识分子；蔡元培、陈独秀等各地革命骨干分子；邹容、陈天华、鲁迅等致力于文字宣传的革命人士；章太炎、邓实、黄节、刘师培等国粹派和无政府主义派人士；柳亚子、苏曼殊等艺术界代表人物；詹天佑、李四光、竺可桢等科技界人士。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进过国内外的新式学堂，接受了新式教育，没有进过新式学堂的如章太炎、邓实、黄节、刘师培等，也曾阅读译书自学，赋予旧学以新思想。从总体上说，他们广泛涉猎世界各国的政治、历史、地理、数学以及工、农、医、文学、艺术等多门类学科。“他们思想活跃，容易接受新事物，追求独立人格和信仰自由，勇于表达自己对时代和社会的各种见解，以解决人类社会的各种问题为职志，以超越的理念来评判现实。”已经形成兼具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结构的具有人文精神的新式知识分子群体。他们身上所体现的共同特征是：关怀国家和一切公共事务，并以此为己任；试图以新的理念改变现存体制，并以此为目标。 　　 　　二、清末新式知识分子的文化心态 　　 　　晚清时期，诸多社会矛盾相互交织，社会动荡不安，民族危机严峻，中国面临社会改造的紧迫任务。因此，新式知识分子更多地关心社会历史、社会组织、社会生产以及人与人的关系等问题，新的自然观、社会观、民主、平等思想成为其共同的价值体系。这就形成了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特有的文化心态。 　　 　　(一)文化选择困境中的矛盾心态 　　魏源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以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停留在学习西方器物的层面。一旦涉及制度和思想文化层面，就产生了无休止的争论。其中新式知识分子面对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所表现出的紧张、矛盾的心态尤为突出。梁启超对西方的民主自由学说推崇有加，他在《答某君问法国禁止民权自由之说》中明确指出“民权自由之义，放诸四海而准，俟诸百世而不惑”，并认为“民约论正今日中国独一无二之良药”。但他又强调说：“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国民独具之特质，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风俗习惯文学美术，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