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大批美国女传教士执教中国女学原因探析.docVIP

清末民初大批美国女传教士执教中国女学原因探析 　　摘要：清末民初美国女传教士大批来华并长时期执教于中国女学。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基于美国女传教士的性别认同而欲通过兴女学以拯救中国女性，另一方面则是基于呼应其内心的宗教信仰和其女英雄主义的情感。而在这背后所透露出的深层原因则是因为其时美国国内女性的受教育情况与其求职之间的不匹配所造成的困境使然。因此，从对自身的职业诉求和自我认同的角度考虑，美国女传教士愿意来华从事中国女子教育并长期力行之。 　　关键词：美国女传教士； 中国女学； 性别认同 ；职业诉求 　　中图分类号：G649?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610（2011）06-0059-07 　　 　　美国女传教士是近代来华女传教士群体中的中坚力量。据统计，1920年在华外国传教士共有6636人，其中来自美国的就有3305人，占了半数。在这众多的美国传教士中女性有2104人，占其总数的2/3。［1］711，来华后，她们多执教于中国女子学校，并积极参与了中国近代女子教育发展中的两个关键活动――“废缠足”与“兴女学”。然而，学界对这一群体的研究，一方面淹没在对“教会女学”和“男传教士”的研究之中，使得其更多时候处于“隐匿”与“失语”状态；另一方面，在为数不多的涉及到对女传教士为何来华的研究中，基本上是将19世纪的女传教士群体与20世纪初来华的女传教士群体笼统而谈，因而忽略了其不同的社会背景、教育背景和个性特征，以及殊异的来华动因。然而，系统勾连近代中国女性与世界女性的却是20世纪初来华的女传教士，尤以美国女传教士为其主体，她们把中国女学作为教育载体，将近代中国女子教育置于世界女子教育的大背景中，在发展近代中国女子学校教育的同时也丰富了世界女子教育图景。也正是从这个角度考虑，我们将来华美国女传教士长期执教中国女学置于世界女子教育的范畴中，而不是孤立地从中国女子教育的框架中进行考察并展开研究，就显得十分必要且富有学术意义。本文试图对清末民初来华美国女传教士群体进行历史考察，以探讨她们来华后为何热衷于执教中国女学的直接原因和深层原因。 　　 　　一、来华美国女传教士群体的特点 　　 　　笔者将来华女传教士分为两代：第一代女传教士大约从19世纪20、30年代到70、80年代进入中国，大多都是作为其丈夫的跟随者即传教士眷属而来，将辅佐丈夫传教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她们来自于德国、法国、英国、美国等国家，主要以英国为主；第二代女传教士主要是指从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20、30年代大批进入中国的各国女传教士，但以美国女传教士为主体，本文试图探讨的正是后者。 　　19世纪后半期开始，英美国家第二次宗教复兴运动引发的海外福音传播热潮开展得如火如荼。1877年，第一次“在华基督教传教士大会”在上海召开，以“妇女的工作为妇女（Women’s Work for Women）”作为在华妇女传道的主题进行探讨，由此，妇女传道问题受到重点关注。之后，作为来华第二代女传教士主体的美国女传教士开始大批涌入中国，并在20世纪20年代达到顶峰，相较于第一代女传教士群体而言，她们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首先，美国女传教士数量众多，占据了传教士团体的绝大部分。20世纪初始，美国逐渐取代英国这一最大来华传教士输入国的位置。“1907年，美国传教士占外国传教士总数的37%，英国传教士占52%。1907年以后，基督教在华传教工作的这两个供给国的关系恰好互换了位置。”［1］90与此同时，女传教士的数量也一直在呈递增趋势，尤以美国为盛。“1830年，来华的西方传教士中49%是女性。到了1890年，这个数字提高到了60%。”［2］117从目前可以查阅到的数据来看，大约从20世纪初开始，来华女传教士的数量就逐渐超过了男传教士。故而，“当基督新教由19世纪进入20世纪时，女传教士已成为各宗派传教团体人力资源的骨干。”［3］24同样的数据例证亦可以从美国历史学家贝茨(M. Searle Bates)的统计中反映出来：“1900年和 1910年得到正式任命来华的男传教士只占29%，女传教士比例远高于男传教士，到1936年女性传教士依然占60%，在1935-1936年，被任命的男传教士的比例下降到23%。”［4］因此可以推断的是，随着美国在华势力的扩大，美国女传教士20世纪上半叶确实占据了整个传教士团体的三分之二，成为了美国差会在中国传教团体的主体力量。 　　第二，美国女传教士出身乡村者居多，多为家里的长女，且大多从事过乡村教师这一职业。据亨特（Jane Hunter）估算，她们中“大约有40%来自于美国中西部农村，超过25%的来自于农民家庭。”［5］28也就是说，她们并非出身于有产阶级或中产阶级，而多属于中下层阶级：“也许家境贫寒但仍有一定的社会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