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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票号盛极而衰原因探析 　　［摘 要］ 清末票号盛极而衰，年存放款及汇兑额逐年降低，究其原因有其自身的弊端、不良的宏观环境、现代金融机构的竞争和金融风潮的影响。 　　［关键词］ 清末；票号；盛极而衰；汇兑 　　［中图分类号］ K249；F832.9［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8-4738(2008)04-0051-02 　　 　　票号，又称“票庄”或“汇票庄”，最初是经营地区间的汇兑，以后也兼营并不断扩大存放款业务的一种旧式金融机构。近年来一些学者大体认为票号产生于19世纪20年代初，相当于清道光初年。从60年代到90年代是票号发展的黄金时期，它促进了商品流通，密切了与晚清政府之间的联系，成为其财政支柱。陈其田估计票号最盛时，年存款总额1.5亿两，放款利息和汇费等收入每年应在200~300万两之间。利润率也很高，例如平遥帮的百川通资本16万两，1900年前后四年中共获利66万两，资本利润率103%［1］693。但是从1900到1911年票号盛极而衰，年存放款及汇兑额逐年降低，究其原因有其自身的弊端、不良的宏观环境、现代金融机构的竞争和金融风潮的影响。 　　 　　一、 票号自身的弊端是票号在清末盛极而衰的内因 　　 　　在内部组织上，一个严密控制的组织, 必然导致自闭, 而这种自闭将给它带来灾难。例如， 最初制定三年不准回家的规定， 是受交通条件限制的无奈之举。可是， 后来火车、轮船方便了， 票号总部不顾各地员工的苦苦请求， 仍然固守这一陈规， 导致人才大量流失。为了实施有力的控制， 票号等级森严。票号里70%的职工地位低下， 他们在学徒期间只有饭吃， 没有工资，劳动强度很大。学徒期满后， 一年工资是几两、一二十两。一份协成乾票号光绪32年的工资单显示， 工资有36个等级，其中14%的职员是没有工资的学徒［2］。剥削严重，制度不健全，屡屡出现战乱中员工携款而逃的事件。另外，票号东家生活腐败堕落，纸醉金迷，吸食鸦片，不理号事［3］58，如此不务正业的所有者无法使票号延续兴盛。 　　在业务经营上，票号墨守成规，其经营方向不能适应时代发展之需要。票号经营存放款的传统，历来强调信用而不重抵押，一旦遇到动荡局面，公私存款不得??如数退还，而贷放给钱庄、商号的款项，却极易成为坏账，无法收回。票号比较保守，1903年，袁世凯任北洋大臣时，曾招山西票商经办天津银号，晋商不肯。1904年，鹿傅霖任户部尚书筹办户部银行时，力邀山西票号入股并出人组织，也遭拒绝。1908年，山西票号内部有人提议合组银行，遭到总号反对［4］559。老号总经理和股东们反对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他们不识时务、泥古守旧，以及各怀私心，难于理解有限责任。票号拒绝任何改革终至失败。比如国内电报通达后，曾一度不准使用电报汇款。在近代工业已经兴起的形势下，仍窖藏白银不敢向产业投资［3］， 从而失去了广阔的获利渠道。 　　 　　二、 战乱纷飞、财政困难及国际贸易逆差是票号所处的不良宏观环境 　　 　　从中法、中日战争到义和团运动及八国联军侵略，可谓内忧外患，战乱纷飞。因为经济决定金融，所以清末的票号的发展必然举步维艰。战乱直接影响了工农业生产和贸易发展，也因此间接影响到金融业，包括票号业的经营与发展，同时战乱有时还会直接侵袭票号业。例如1900年7 月，八国联军攻占天津、八月攻占北京，京、津票号纷纷撤庄回乡，途中又有遭遇银两被抢、账簿丢失的不幸。再如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继而各省响应，清军反扑，土匪蜂起，社会混乱， 许多城市发生焚烧抢掠，殷实商号和金融业受灾最重。天成亨票号仅汉口、成都、西安3处被抢现银100多万两，共计亏损200多万两。日升昌票号仅陕西、 四川就损失30余万两，放款无法收回，损失300万两以上［3］58。由此可见战乱影响票号之惨重。 　　清末天灾人祸接连而至，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国势衰微孱弱，财源日益枯竭，开支不断扩大，财政极端困难。财政的突出开支有庞大的军费，巨额的战争赔款等。清政府在资金紧迫之时往往对票号施加压力。曾代理国库的志诚信票号在庚子以后把业务重心移至北京，该号尽收国库余资，贷放南省，辛亥革命中清廷用款刻不容缓，在应收款400余万两、应付款200余万两的情况下，因周转不灵而宣布倒闭，号中经理人员连同股东均被押入大牢［3］58。清政府为了解决军饷匮乏的问题，增设厘卡，提高厘金征收率，并命令货捐局严追捐银。这阻碍了商业流通， 加剧了“钱荒”， 将许多商号推向破产，进而恶化了票号的业务环境，并危及其放款的回收。 　　中日甲午战争后，贸易逆差开始急剧增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13年内，中国贸易逆差总额达1.6亿海关两，为此前37年入超总额的6倍多［5］。多年连续贸易逆差对中国经济运行极为不利，恶化了票号的经营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