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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船山义利观与边沁功利观比较研究 　　摘要：王船山的义利观即对“利”在心理与行为上应持的处置态度，有先利后义、先义后利、义利和合三个基本层次。边沁认为判断行为“义”与不“义”的标准是“利”与不“利”；王船山坚持“善”是人性之独的儒家传统，反对唯利是图。边沁认为人的本性就是趋乐避苦，其功利主义容易走向泛道德工具主义；船山认为正确处理公利、私利关系的基本原则是“公利”大于“私利”。边沁的功利原则并不能指导人们正确处理公利与私利的关系。 　　关键词：王船山；边沁；义利观与功利观 　　中图分类号：B24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7387(2011)02-0024-04 　　 　　在中西方伦理学史上，王船山与边沁可谓两个继往开来的伟大思想家。王船山是我国明清之际最伟大的唯物主义哲学家。杰里米?边沁则是英国功利主义的最主要的创立者和代表人物。二人既是传统义利观的总结者，又在肯定传统义利观的基础上，把中西义利论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将船山的义利观与边沁的功利观进行比较研究，是总结和借鉴中西伦理学优秀遗产的需要，对于培育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义利观也不乏现实启示意义。 　　 　　一、王船山义利观与边沁功利观的实质比较 　　 　　中国传统哲学，尤其是儒学对义利问题历来高视，朱熹就说过：“义利之说，乃儒家第一义。”王船山继承了这一传统，并视其为君子与小人、人禽之别的分水岭，“君子、小人之大辨，人禽之异，义利而已矣”，天下之大防二；中国、夷狄也，君子、小人也”。“而其归一也。一者何也?义利之分也”。 　　何谓“义”?归纳而言，船山所谓的“义”，其“义”有三。其一，“义”即心之宜，“义者，人心之宜，礼之所自建者也。存于中则为义，天之则也；施于行则为礼，动之文也。”其二、“义”即行之宜，“处事得宜曰义”，“行焉而各适其宜之谓义”，“事之所宜然者曰义”。其三、“义”是人之为人的道义，“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在人之天道也。繇仁义行，以人道率天道也。”人因何而行事呢?从广义上说，人的一切行事皆因“利”，因为所谓“利”即利益，不过是对人的欲望的满足，从狭义看，“利”更是人的基本行为动因，因为人的非道义的动机才是日常性、一般性的行为动机。中国儒学所谓的“利”实际包含了“利”的两种含义，“儒家对利有广义与狭义的两种理解：狭义上指个人的物质利益，广义上指个人一切功利。包括物质利益与荣誉、地位等非物质性功利”。可见，儒家所谓的义利观也即对“利”在心理与行为上应持的处置态度，“义”是对“利”的规定。船山对此的认识大抵如此，“知此事之所宜者在此，彼事之所宜者在彼，义处其常而守其常，义当其变而随其变，与义相依，无之有间焉耳已。” 　　船山认为“利”，特别是人的物质利益，是人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生人之用日利”，但是船山又说：“义者，是之主，利者，非之门也。”能否因此而结论说船山的义利观就是重义轻利呢?若回溯船山思想发展的历史，再经辩证分析，我们会发现船山义利观其实有先利后义、先义后利、义利和合三个基本层次。船山的先利后义论强调的是物质生活是人类赖以存在、发展所必须的基础，也是人类从事其他活动的前提，而“义”的作用则在于说明“利”的合法性，服务于谋取更多、更好之利，“事得其宜，则推之天下而可行，何不利之有哉?”船山先义后利的前提是“政教衰乱之世”。在船山看来，政教衰落之世“若见物而不见义，此天下所以污君子者，而断然去之久矣。”船山义利观的终极价值在于义利和合，“义足以用，则利足以和。和也者，合也。言离义而不得有利也。”从船山的义利观，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义”应是促进。至少是不损害“公利”的“义”(这一点体现在船山的公私论，本文第二部分进一步分析)；“利”应该是符合“义”的“利”。显然，船山的义利观是一种非常辩证的科学义利观。 　　与船山不同，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认为幸福是人的根本追求，功利则是幸福的一种特性。在《政府片论》中，边沁指出，人的任何行动中导向幸福的趋向性，就是功利，背离幸福的倾向性就是祸害。在《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中，边沁进一步将功利原理作为私人道德的指导原则，“功利主义原理是指这样的原理：它按照看来势必增大或减小利益有关者之幸福的倾向，亦即促进或妨碍此种幸福的倾向，来赞成或非难任何一项行动。”既然功利才是人的根本追求，所以行为“义”与不“义”就得看行为“利”不“利”了。用他在《边沁文集》(第十卷?鲍林版)中的话来说，功利原理“即使不是为了规范他们自己的行动，也是为了评判他们自己的以及别人的行动”，是“无论道德领域或政治领域中评价人类行为是非对错的真正标准。”边沁的功利主义无疑具有鲜明的道德工具主义色彩。 　　以边沁的功利观视之，道德评价自然不必追究行为的动机，更无需要求道德实践者具有高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