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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前期平民领照渡台范围探析 　　摘要：清前期的领照渡台制度，初期仅以防止“奸民”渡台为目的，家眷渡台可能还未被严厉禁止。康熙五十年前后，由于担心渡台人口增长过快，提出限制“无产业无家室”的单身民入渡台，清廷对于领照开始有更明确要求。雍正二年前后开始严格禁止偷渡，领照内容更加细化。此后直到乾隆五十三年几乎禁止新的民人渡台。清廷严禁民人渡台的原因，一是担心台湾人口超过其所能承受的限度；二是怀疑冒险渡台的闽粤穷苦民人品行非良，人数过多将致“无穷之害”。朱一贵起义更加重这一判断。林爽文起义被镇压后，福康安等人的实地调查让清廷比较客观地认识台湾与民人渡台问题，重新允许单身无业民人渡台，并允许搬眷。至此，领照渡台制度的内容基本稳定下来，直到牡丹社事件后被放弃。 　　关键词：领照渡台制度；搬眷渡台；台湾人口；偷渡 　　中图分类号：K249;K295.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11)02-0076-09 　　 　　清统一台湾后不久，便将领照渡台作为管理祖国大陆民众渡台的基本制度，并一直延续至清末，领照渡台重要性不言而喻。在长期的施行过程中，随着清廷限制渡台政策的宽紧不同，领照渡台制度的内容与执行的力度时时在变。其中，领照渡台人群的选择尤其值得关注，这不仅反映了清廷对民人渡台问题的看法的变化，甚至也透出清廷对治理台湾的总体认识的转变。不过，限于资料的匮乏，以往研究清前期的移民政策，主要集中于禁止偷渡与携带家眷政策及其演变方面，专门探讨领照渡台政策的文章并不多见。本文依据近年相关研究的拓展与材料挖掘的深化，拟对清前期领照渡台政策的人选及其变动作些探讨，着重分析清廷限制民人渡台政策的转变及其原因。 　　 　　一、以招徕垦荒为主，限制“奸民”渡台 　　 　　领照渡台制度自确立伊始，便成为清廷管理内地民人渡台的基本制度，并一直延续至清末。早期的民人渡台政策，至今材料仍近乎空白，我们只能从少量的史料中略作推断。以往学界曾认为清将台湾纳入版图后，便实行了限制民众渡台的“三策”。近年的研究已基本否定了这一传统观点。如邓孔昭教授便认为，所谓限渡政策不应是开始便制定的，而是不同时期政策的集合。 　　清统一台湾伊始，康熙帝即开放海禁。当时清廷已经在考虑制定政策，维护渡台的秩序。康熙二十四年(1685)，时任水师提督施琅便上书建言，应制定相应措施，对渡海贸易与采捕船只进行有效管理。现可见较早提及领照渡台的文献，有康熙二十六年(1687)起任台湾府府学教授的林谦光所撰的《台湾纪略》，其中写道：“北线尾、鹿耳门，为台湾之门户；大线头、海翁窟，为台城之外障。舡之往来由鹿耳，今设官盘验。”更可靠的证据则是康熙四十一年(1702)，时任台湾知县陈??在《条陈台湾县事宜》中谈到如何防止“奸宄之徒”渡台时，要求守卫厦门、金门、铜山的官员，必须逐名查验“本地方官照票或关部照牌”，填好“上报单”，方可渡载。待渡船至台后，台湾的把口官再一次按报单逐名验明后，方许上岸。而民人到目的地后，还须将照单与招牌交给当地印官验明登簿，以便安插查考。从陈殡的条陈中可以看出，当时已经形成一个比较系统的领照渡台制度。虽然尚无直接文献可以说明此时什么人可以领照渡台，但当时制定领照渡台政策可能是为禁止“奸民”渡台，而非限制一般民人渡台。如康熙四十八年(1709)时任福建巡抚的张伯行所言：“台地自开辟以来，往来人民，络绎不绝；水口稽查，就地安插，原以杜匪类窜伏之患。”陈??在《条陈台湾县事宜》中提到，清廷听任只身民人随意请照进出台岛，故其去来无常，“入水未几，俄而请照出水”。至于携带家眷问题，张伯行在《申饬台地应禁诸弊示》中提及，在港口负责稽查官吏对携带家眷渡台的民人，“其索费更多数倍”。可见，当时携带家眷即使受到限制，也并非被严格禁止。 　　实际上，当时清廷希望招徕更多的民人赴台开垦。诸罗县首任知县季麒光便主张招集丁民，开垦南北荒地。直至康熙四十九年(1710)，陈??调任台厦兵备道，仍致力于招徕开垦，发展北部，并建议将之作为考核官员的标准，“以垦地之多寡，户口之登耗为吏治殿最”。如上所提陈??驱逐游手之民的条陈，要求严查不事生产的游民的同时，仍强调要区别对待不同的赴台民人：“大抵有益于地方之人不可不招之使来，有害于地方之人不可不逐之使去。士农工商，各专一业，此有益于地方之人也。游手好闲，不事生产，此有害于地方之人也。”换言之，只要身有一技之长，有事可做，而非游手好闲，不事生产的民人，皆可入台营生。 　　当时选择偷渡的民人，不少是出于逃避官渡之费，而非不能领照渡台。如陈??所言，除了不能领照渡台的“奸民”，普通民众搭乘商船，以贸易的名义过台，费用大概只需二三两脚费。而官吏需索，单出入港，就需七八金。还不包括到台的输丁、安插费用。对于无地单身的贫苦民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