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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律中图财害命概念探析 　　摘要：从清代的有关立法和司法实践来看，图财害命是以当场获得死者财物为目的的谋杀人。同时，在清代的司法实践中，一些因拐卖人口而杀人的行为也以图财害命论。此外，在清代，曾经有一段时期，一些因财启衅的杀人也被认定为图财害命，但是后来的司法实践又对此进行了纠正。 　　关键词：图财害命； 拐卖人口； 因财启衅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004-0544（2009）01-0114-03 　　 　　清律“谋杀人”条款最后有这样一段内容：“若因而得财者，同强盗不分首从论，皆斩”。按照雍正三年的一个条例规定，如果行为人并非出于图财的目的，而是由于其他原因杀人后乘便取走死者财物者，只是一般的谋杀；而如果行为人是出于图财的目的而谋杀人并当场取走死者财物、人赃现获，则以强盗处罚，这就是清代的“图财害命”，以图财为目的的谋杀人。在清代，所谓“图财害命”，不仅包括律例中规定的为了当场获得死者财物而谋杀人的行为，而且一些因拐卖人口而杀人的行为在清代的司法实践中也以图财害命论；同时，在清代，有一段时期，一些因财启衅的普通的谋杀也曾经被认定为图财害命，但是后来的司法实践又对此进行了纠正。 　　 　　一、 单纯的图财害命行为――为了当场获得死者财物而进行的谋杀 　　乾隆五十四年，台湾曾经发生过这样一起图财害命之案：乾隆五十四年十二月初八，台湾嘉义县人曾仲携银买牛，被人杀害。直到乾隆五十六年十一月，才因为一桩偷鸡案偶然发现这桩杀人案的元凶。根据该案犯郭汉的招供，自己因看到曾仲买牛未果，于是便起意在曾仲回家的路上杀死曾仲、取走番银。在关于该案的奏折中，有关官员援引了谋杀人本律中的谋杀人“因而得财，罪同强盗不分首从论，皆斩”的规定，又援引了谋杀人条下乾隆二年制定的图财害命条例，并比照援引了乾隆五十一年制定的一个仅适用台湾地区的图财害命条例，认为应将郭汉处以斩立决并枭示。对于这一判决，刑部和乾隆皇帝均无异议。 　　另外，根据嘉庆八年三月嘉庆皇帝的一道谕旨，此前京师发生了一起命案：赵四、周八、韩四与庆成保等人起意诓骗他人的车辆骡马，然后卖钱花用。后来，赵四等人向一个叫杨五的人雇了一辆骡车，并在半途将杨五杀死，然后将车辆、骡马拉走。因为案犯之一的庆成保是宗室，所以该案最后由宗人府和刑部联名奏报嘉庆皇帝。当然，该案同样毫无疑问也被一致认定为是一起图财害命之案。 　　道光十六年，河南巡抚桂良将一起杀人案题送到刑部，该案案情如下：王成玉夜间在亲戚王氏家中住宿。王成玉起意将王氏勒死，然后将王氏的驴子牵走卖钱。夜间趁王氏睡熟之际，王成玉走近王氏床前，王氏警觉而起，王成玉将王氏按倒、勒毙。之后，正当王成玉牵驴开门、正欲逃走时，王氏的邻右赶到，王成玉弃驴奔逃，随即被抓获。当时的河南巡抚和刑部的官员也都毫无疑义地认为这是一桩图财害命之案，只不过刑部和河南巡抚对王成玉是否得财这一问题有不同意见。河南巡抚认为王成玉并未得财。但是刑部提出疑问，即根据窃盗律规定，盗窃马牛等牲畜，“成盗”即既遂的标准是牛马必须已经走出栏圈。河南巡抚当然可以认为王成玉并未得财，但是他必须将王氏家有无栏圈、王成玉杀人之后是否将驴子牵出栏圈的情况讲明，不能仅仅因为王成玉弃驴逃走就认定王成玉没有得财。因此刑部将此案驳回，命令河南巡抚另行判决。 　　再如同治末年安徽石埭县发生的一起命案：龚老窝孜受雇抬轿，途中龚老窝孜起意图财，于是便与张小老二商议将乘轿的客人李长路勒死，然后将李长路随身财物搜走。该案当然也是图财害命，对于这一点，安徽巡抚与刑部均无任何争议。 　　以上几起案件分别发生在清代的不同时期，而且有关司法官员以及皇帝等人都毫无疑义地认为这些案件属于图财害命，所以，我们可以认为，这些案件可以说明清代图财害命概念的本义，即图财害命是指以当场取得财物为目的的谋杀人行为。正因为图财害命被认定为谋杀，所以，清代的“谋杀人”本条中“若因而得财者，同强盗不分首从论，皆斩”一段之后的小注“行而不分赃及不行又不分赃，皆仍以谋杀论”即谋杀人“因而得财”的共同犯罪中的“行而不分赃”以及“不行又不分赃”的两种从犯仍然按照谋杀人的从犯定罪处罚。而且，乾隆二年的图财害命条例也规定，图财害命杀死人而未得财的首犯处以斩监候，也即这时成立谋杀人的既遂，其中的理正是因为图财害命被定为谋杀罪。 　　 　　二、 一些因拐卖人口而杀人的行为也以图财害命论 　　乾隆五十八年，在山西省发生了一起杀父拐子之案：秦守康为了拐卖杨家有之子皮娃子而将杨家有哄骗到僻静处杀死，然后再将皮娃子拐卖。山西巡抚认为，秦守康杀死杨家有是为了拐卖皮娃子，而拐卖皮娃子则是为了得财，所以此案似乎与图财害命“情罪相等”，因此山西巡抚便将秦守康按照“谋杀人”条下的乾隆二年图财害命条例处以斩立决。刑部也认可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