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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刘琨诗歌文学史意义 　　内容提要：本文立足于刘琨在文学史中承前启后、不同凡响的地位和作用，以接受和影响为研究方法，通过其与曹操、郭璞、盛唐边塞诗人群体在诗歌风格、诗人气质等方面的比较，探讨刘琨诗歌的价值与意义。 　　关键词：刘 琨曹操郭璞盛唐边塞诗人 　　中图分类号：I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50(2007)02―1―4 　　 　　刘琨不仅是西晋末年名噪一时的民族将领，更是一位足以名留青史的伟大诗人。由于时乱年深、奔走乱离，他的诗文今天已所剩无几，但其在永嘉诗坛的地位以及对后世诗歌发展的影响是历史的尘埃所不能掩盖的。钟嵘、刘勰、皎然等评论家以文论诗，充分肯定了刘琨的诗歌造诣；李白、杜甫等大诗人更是学其筋骨、自成一家；历代以刘琨闻鸡起舞、枕戈待旦等典故为吟咏题材的诗文更是不计其数。 　　虽然以当今仅存的四首诗歌难以考量刘琨诗歌全貌的文学价值，但今人仍给予其高度评价。因限于资料的稀缺，研究者难以找到新颖的突破口进行研究，仍是在前人总结积累的基础上按部就班、亦步亦趋。近十年来，关于刘琨研究的专著，只有赵天瑞先生的《刘琨集》一本。这部专著以“集”为旨，收集整理了刘琨的诗文、年谱以及历朝历代对他的评论和吟咏，对于研究刘琨奠定了很好的基础。而关于刘琨研究的专题论文更是寥寥无几，且多是从微观角度人手研究其具体诗歌的风格。 　　本文拟从宏观角度出发，以传承和接受为视角，用平行研究和影响研究为方法，具体研究刘琨诗歌的文学史价值，以期对刘琨诗歌的内涵作出更全面的诠释和补充。 　　 　　一 　　 　　“西晋诗上承以动情和气骨为主要特征的魏诗，下接东晋玄言诗，是魏晋南北朝隋代诗歌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转折时代”。但由于诗歌文人化发展的需要和社会历史环境的变迁，西晋诗风逐渐脱离建安诗歌以风力、气骨为特征的发展轨道，刻意追求精致的意趣、华丽的语言形式，逐渐形成了结藻流英、声韵绮靡的主流诗风，内容较为空洞、苍白，缺乏浑厚的意蕴、深沉的情怀。出身士族的刘琨早年曾在石崇河南金谷涧中“日以赋诗”，并以“文才降节”，同陆机、欧阳建等人位列贾谧“二十四友”之一，可见，“颇为当时所许”的刘琨自是难逃轻靡诗风的影响。而在八王之乱、抗击胡兵等一系列刀光剑影、血肉横飞的惨痛经历中，刘琨对人生有了更深层次的感悟，唱出了带有建安遗韵的感恨哀歌，从而奠定了刘诗的基本风格。 　　凄戾、悲凉、清刚等字眼，是历代评论家对刘琨诗歌的总体概括，其与建安风力相似的诗歌情调，也成了后世评价刘诗上承建安诗歌的有力证据。这种继承不是单纯的模拟、空洞的模仿，而是失传了近百年的倡导“力”与“情”，“气”与“骨”的建安诗魂在西晋末年的永嘉诗坛有了一位真正的传承者。不同于对精致语言形式的刻意追求，由真挚情感奠定的诗歌的力量美，是刘琨的情意在创作中由内而外自然绽放的惊心动魄的瑰丽华彩。建安风骨壮美的再现是积极用世、专于功名的陆机不能实现的；更是趋炎附势、望尘膜拜的潘岳不能实现的；也是殚于覃思、失意于门阀制度不能自拔的左思不能实现的……只有亲身经历、亲眼目睹了“流移四散……鬻卖妻子，生相捐弃……白骨横野”(卷一百零八)惨状的刘琨，才能写出百余年前如《蒿里》、《七哀诗》般悲情四溢的诗歌；只有左手弯繁弱弓，右手挥龙渊剑的刘琨，才能在诗歌中流露出更深层次的自我关照，以及时不我予、深恐功业未成的感慨，一如百年前高唱“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曹操。 　　志在篡汉的魏武帝多雄杰之辞，而志在勤王的刘琨则常吐伤乱之言，但相比之下，二人风格异中有同，同中有异。钟嵘《诗品》评价曹操“曹公古直，甚有悲凉”；刘勰《文心雕龙?才略》评价刘琨“雅壮而多风”；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评价刘琨“失路英雄，万感悲凉”。从上述三人不同时代的评价中可析得曹刘二人在诗歌风格上有两大相似之处。 　　其一，曹刘二人都颇受古风影响，风格质朴。身处诗歌文人化变革时代，曹操在诗歌发展史上“开一代之风气”，但他个人的诗歌创作却未顺应当时潮流，没有过多地追求辞采雕饰，而是保持一贯的古朴风格。在形式上，他采用传统的四言体和杂言体，语言上不时采用《诗经》成语，所写的全是乐府；在内容上，他以真实的笔触记载汉末动乱，极具诗史性质。曹操的诗歌没有文人化的斧凿痕迹，有的是真挚淳厚的古朴情意和吐纳百川的英雄豪气。刘琨所存诗歌甚少，从仅有的四首诗歌却不难看出他富有文采而又不饰雕琢的古朴文风。舍弃曾经受到赞许的潮流诗风，追求与时代格格不入的古风，就如刘琨从一个降节事权贵的文人转变成一个尽忠职守的民族将领一样，他不仅找到了一条正确的人生之路，也找到了一条正确的诗歌创作道路。他的《扶风歌》既叙述了赴任并州刺史途中的所见情景，又表达了其畏惧“忠信反获罪”的真实情怀。在其表述中又以悲风、涧水、浮云、归鸟贯穿其中，富有动感，彰显文采，较之曹操的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