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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投资成本决策分析 　　【摘 要】 在当前的电影业，大成本大制作更有可能取得高回报，取得商业上的成功。然而，由于中国电影市场的特殊情况，大部分的影片都只能采取一种低成本制作模式。而独立制片人制度则为低成本制作模式的运行提供了现实可能性。为了让我国电影业得到更好的发展，未来中国的独立制片模式应该得到电影产业政策上更多的支持。 　　【关键词】 电影投资；成本决策；独立制片人 　　 　　在电影制作过程中，不同的资本运作方式在很多时候不仅决定了电影制作、发行放映、营销，甚至还决定了电影内容。好莱坞的经验证明，与低成本制作的影片相比，高投入、大制作的影片，通常能够带来更好的经济收益。然而由于中国电影市场的特殊情况，除了一些非常知名的导演和主旋律的一些影片外，大部分的影片都只能采取一种低成本制作模式。 　　一、低成本决策与独立制片人制度 　　要分析低成本电影决策问题，就要先考察它产生的现实背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中国电影市场疲软：国产影片数量锐减，从20世纪90年代前期每年平均100部，到1997年只剩88部，1998年40部；一些电影厂几近倒闭，连上影、长影这样的中国电影业“龙头老大”也是连年亏损、处境艰难；大量电影院改作它用；农村电影市场出现大面积真空等。在如此低迷的市场下，中国电影界僧多粥少，想获得一部影片的拍摄权显得特别困难。除了陈凯歌、张艺谋等少数几位大导演，因为获得国际声誉后得到境内外资本的投入，使他们可以“大把大把”地花钱拍自己想拍的电影，初上影坛的青年导演只能把目光瞄准国内的电影公司，大多时候只能投拍市场风险小的低成本影片。 　　1999年，一群刚刚迈出北京电影学院和中央戏剧学院的年轻人金琛、郭小稽等，以120万元的成本制作了一部“明朗的城市电影”：《网络时代的爱情》。影片上映后并没有骄人的票房记录，据报道投资了120万元的西影厂刚收回了80万的成本，或许再加上VCD、录像带等的销售，能赚回本钱。但很显然，《网》片并没有赢利，可就是这部不赢利的商业电影，让中国电影界为之一震：用120万也能拍一部不亏的电影。［1］于是，随着《网》及类似小成本影片的出炉，低成本决策被提上议事日程，不少业内外人士纷纷提出低成本决策将是未来几年中国电影的出路，在我国电影界不少人都认同把投资300万元以下的影片划入低成本的行列。 　　低成本决策的影片如何突破，独立制片人制度或许是一个突破口。从部分“第六代”导演的成功经验来看，在中国市场上，独立制片人制度将更有利于低成本影片的市场突破。 　　1、独立制片人制度，有利于影片采取更加灵活多变的操作方式来尽可能准确地瞄准国内外的电影市场 　　导演张元拍摄的故事片《妈妈》(1991)可以说是“第六代”的“奠基”之作。张元运用纪实性电影手段，采用“全实景拍摄，并全部使用业余演员”，拍摄了一部有关“弱智儿母亲的苦难经历”的影片。［2］这部影片的重大意义就在于影片制作方式上的突破，它采取了当时中国国内电影界前所未有的方式――独立制片。《妈妈》是张元自筹资金、在剧本未送交国家审查的情况下拍摄的。在未经国家广电总局审批，张元又携《妈妈》参加了众多的国际电影节，并获得了多个奖项。这部制作尚显粗糙的黑白故事片之所以能在西方电影评论界引起广泛关注，除了其艺术上进行的实验和探索外，更主要的是这部电影在制作方式上对国家官方的制片体制构成了一定程度的颠覆。如英国著名的影评人托尼#8226;雷恩斯评价道，“《妈妈》这部电影在今天中国电影界还是很令人震惊的，对于年轻的北京电影学院八九级毕业生来说，这几乎能称得上是英勇业绩了。”［3］而王小帅的处女作黑白故事片《冬春的日子》(1993)也是一部独立制作的电影，这部影片主要描述了“一对画家夫妇的精神状态，以及人们在经历了巨大伤痛后的自我放逐”。［4］这部独立制作的艺术电影同样获得了来自西方的认可，被BBC评为自电影诞生以来的100部佳片之一，并作为电影精品被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收藏。 　　“第六代”影视人所选择的独立制片方式，使他们很难进入国内主流发行放映的渠道。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进军国际的道路日益拓宽，“第六代”电影人纷纷开始了国际海外市场的探寻也就不足为奇了。 　　2、从非主流的价值观入手，影响着更为细分的受众群体 　　从影片所选择的题材与内容的角度来看，独立影片与低成本影片一般都倾向于以卓尔不群的姿态来对抗或消减主流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强势。中国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体制的转轨给中国的社会关系、人际关系、家庭关系带来了重大的变动。而这种社会经济政治的急剧变动对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文化的诸多层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第六代”电影人在20世纪90年代初进入影坛，对于这种骤然转变的社会生活他们有着自己现实的思考。他们的电影作品不再讲述民族和个人的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