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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转型与代际价值观变迁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正处于社会加速转型时期，价值观的代际特点已越来越明显。在这一社会转型时期，代际价值观主要呈现出成年人价值观权威的弱化和失落及价值观代际多元化等两种特征。同时，代际价值观的变迁遵循着一般价值观变迁的模式，但又有着自己特殊的变迁逻辑，主要表现为价值观的代际分化和代际整合的辩证运动。研究社会转型与代际价值观变迁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实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关键词：社会转型；改革开放；代际价值观；变迁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05X(2006)04―0022―05 　　 　　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代际价值观的凸现。一方面，代际价值观问题的出现，一方面使社会价值观呈现出更加丰富多彩的局面，另一方面，价值观的代际冲突成为现代社会特别是社会转型时期的一个重要特征。本文试图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转型与代际价值观的变迁之间的关系作一粗略的分析。 　　 　　一、代际价值观变迁的主要表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代际价值观变迁的表现是多种多样的，呈现出色彩斑斓的壮丽画卷。不过，在讨论代际价值观及其变迁的表现时，要处理好以下几种关系：第一，要正确处理社会整体价值观及其变迁与青年价值观及其变迁的关系；第二，要正确处理成人价值观及其变迁与青年价值观及其变迁的关系。之所以提出要正确处理这些关系，是由于人们常常将社会整体价值观及其变迁、成人价值观及其变迁与青年价值观及其变迁混淆起来，换言之，用本来发生于全社会的价值观及其变迁和也适用于成人价值观及其变迁的表现来代替对于仅仅用于青年价值观及其变迁的观察与研究。譬如，我们曾经从总体上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的变迁概括为四个方面，即从一元价值观向一元价值观与多元价值观互动的变化，从整体价值观向整体价值观与个体价值观融合的变化，从神圣／理想价值观向神圣／理想价值观与世俗／现实价值观共存的变化，从精神至上的价值观向精神价值观与物质价值观并重的变化。这本来是对全社会包括成人社会的价值观变迁普遍特征的概括，可在青年研究者包括青年价值观研究者那里，他们常常将诸如此类的具有普适性意义的价值观仅仅用来表征青年价值观，好像全社会的价值观变迁和成人价值观的变迁与此无关似的。反过来说，青年研究者对青年价值观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往往也完全适合于社会整体价值观和成人价值观。因此，我们对这些研究常常感到困惑：青年价值观的特殊性究竟何在?或者说，不把青年价值观放在与成年价值观的比较中考察和研究，又如何体现青年价值观的特点?因此，我们讨论代际价值观变迁的重要表现时，应尽量在青年价值观与成人价值观及其相互关系的构架中进行。 　　社会转型时期代际价值观变迁的重要表现就是权威的弱化和失落。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把权威分为“克里斯玛”权威(魅力型权威)、传统权威和法理权威。克里斯玛权威建立于对领袖个人的魅力崇拜之上。这种权威发挥作用无须规范，领袖本身即具神圣性和权威性。传统权威建立在人们对既往人与事的虔诚态度之上，故而坚持按惯例行事，认为惯例本身就是规范，不可违抗，家长制、世袭制是传统权威的典型形式。法理权威既不同于克里斯玛权威，也不同于传统权威，而是非人格化的法律和规章，是制度化的社会契约，普遍性的公务职责，它不依个人意志为转移。可以认为，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是以克里斯玛权威和传统权威为主，而辅之以法理权威的。这是因为自然经济、计划经济和小农意识的普遍存在，为克里斯玛权威和传统权威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改革开放后，随着商品意识、市场意识和公民意识的觉醒，原有的权威受到极大的冲击，法理权威的地位逐渐突出。而在克里斯玛权威和传统权威受到冲击，法理权威尚未强大之时，就极有可能出现权威真空，导致权威的弱化甚至权威失落。 　　如果把社会权威放在代际关系中来加以考察和分析，那么，可以发现，在传统社会里，成人权威特别是老年权威是克里斯玛权威和传统权威的化身，他们往往以自己丰富的阅历、经验和知识获得无穷魅力，这些阅历、经验和知识又成为不可更改的传统，它们具有绝对性和普遍效用性，由此决定了成人价值观和由成人社会制定的社会规范也具有绝对的严格性，它通过制度规范、技术控制、意识形态灌输等各种手段要求青年一代无条件地遵守和服从，甚至不容许有与成人权威不同的价值观存在。这种状况自然造成了代际价值观的一元化，代际价值观高度统一，实际上没有代际价值观。现代社会的青年正以宽容性、相对性和多元性取代老年权威的绝对性和严格性。“在成人世界里，管理、统治作为最重要的、理所当然的事情被接受”，而“很多年轻人对此表示异议，他们认为，不能用大人们的价值观求得立身处世”。应该说，这种状况的出现当然是社会转型或社会变迁的结果。奥格本曾以“静止社会”和“变迁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