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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论诗性文化人文意义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化思想界思潮迭起、风云多变。在摇曳多姿的风景中，我们看见“人文精神”这根红线特别醒目，事实上，正是两次大的“人文关怀”串起了近二十年此起彼伏的思想浪潮。第一次是七十年代末，人们从文革十年的噩梦之中一朝醒来，震惊地发现自己成了阶级斗争的机器，个人成了集体的数字符号，在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双重层面上，人们已经不由自主地删削了前一层面，而浓墨重彩地描绘了后一层面。因此这一次人文关系思潮的矛头直指阶级斗争的扩大化，认为人在阶级性之外还存在着普遍的人性，其核心是提倡人道主义，为个人价值正名。第二次发生在九十年代中期，这一次的主旨是针对八十年代中期以来物欲横流、道德衰微、人心不古的现实，反对拜物教，反对纯物质主义，认为人是生产的中心和目的，而不是生产的手段；反对让人成为物的奴隶，要求永远要把对人的关怀放在首位。它所展开的层面是人与物的关系，核心则是提倡人有高于物的价值和尊严。两次“人文关怀”思潮无疑极大地冲击了思想理论界和现实生活的旧有框架，启迪了人们的思维。尤其是第二次，虽然在有些人看来只是知识分子的独自喝彩或呐喊，但我们认为，它在当今“唯科学主义”一统天下的暗室中开启了一扇人文的视窗，只是因人文关怀本身诸多暧昧和模糊的色斑也遮蔽了一大半视窗的亮光。譬如，“理性与非理性”的含混[1]；“人文关怀与人伦关怀”的误置[2]；人文关怀与人类中心主义的偏颇[3]；诗性文化在“人文关怀”中模棱两可的定位等等。时至今日，这种暧昧与模糊仍然制肘着“人文关怀”的展开，在这一背景下，本文试图通过诗性文化“道”、“器”之用的厘定，进而澄明其在人文关怀中的意义。 　　 　　一 　　 　　二十世纪以来，人类哲学经历了从本体论、认识论到语言论的转向，人们认识到，人的一切活动都是围绕着作为符号存在的文化而动的，“人的突出特征，人与众不同的标志，既不是他的形而上学本性也不是他的物理本性，而是人的劳作（work），正是这种劳作，正是这种人类活动的体系，规定和划定了‘人性’的圆周。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历史都是这个圆的组成部分和各个扇面”。[4]（P87）正因为如此，卡西尔“以人类文化为依据”给人下了一个定义：“人是符号的动物”。[4]（P37）也就是说，人正是在不断创造文化的活动中才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人，也只有在文化活动中，人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人的历史，无疑是人创造文化的历史，然而人类的任何文化创造性行为，在根本上都离不开人文精神的支撑，可以说，人文精神是文化价值的最集中体现。 　　什么是“人文精神”？一般来说，它是指人类文化所创造的价值和理想，是指对人的存在的终极关怀，同时，也是人的现实文化生活的内在灵魂，是提拔和超越人的核心力量。人文精神有着不同于“科学精神”的本质特征。它至少包括以下内容：首先是“自由”意识的弘扬；其次，不同于“科学精神”的怀疑一切，“人文精神”更多地表现出一种坚守，需要对某些事物保持信仰，这是一切意义之源；再则，不同于“科学精神”一如既往地“朝前看”和不断“喜新厌旧”，“人文精神”的特点，在于让人懂得珍惜，因为价值之为价值，不仅是有用的，更在于其是永恒。[2]所以，所谓人文关怀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人的现实与终极、此岸与彼岸的细心照料与守护，是人文精神的不断开掘和张扬。 　　那么，作为人类生存彰显的诗性文化的大旗，在这一场旷日持久的人文关怀守望中该插上哪一个山头？ 　　加拿大杰出学者诺思洛普?弗莱(Northrop Frye)说“人生活在两个世界中，一个是真正生活其中的世界，自然世界或他的客观环境；另一个是他试图在他的环境中建造和保持的文明，这是一个植根于艺术观念的世界，同环境植根于自然的观念一样。”[5]（P34）以文学艺术和美学为核心的诗性文化关注的正是第二世界，就视阈而言，它恰恰与人文关怀的焦点不谋而合。事实上，早在一百多年前，大叫“上帝死了”的哲人尼采已经把艺术看作是世界之神，“只是作为审美对象，人世的生存才有充足的理由”[6]（P275）。尼采只承认一位“神”，那就是“一位全然非思辨，非道德的艺术之神”，他尖锐地认为科学是对“生命的某种限制和降级”，[6]（P363）唯有艺术是“生命的最高使命和生命未来的形而上活动”。[6]（P2）今天看来，尼采对科学的敌视无疑是不足取的，然而，他至少说出了一个发聋振聩的道理：人不仅有物质的需要，更有精神的超越意愿。仅有面包的生存远不是人能满足的，帮助人找到自己的存在家园，帮助人在自由而美丽的终极之境飞翔的任务，历史地落到了诗性文化的肩上。 　　 　　二 　　 　　仔细分析，我们认为，诗性文化的人文关怀主要从三个层面展开。 　　1.满足人的审美需要。 　　按照著名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的理论，需要是个人必备的，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