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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视角中国研究 　　编者的话:2010年1月,著名美国学者、中国问题研究专家李侃如#8198;#8198;(Kenneth Lieberthal)#8198;的著作#8198;《治理中国》#8198;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本书主要从四个方面对中国社会变革、政府管理体系、经济发展以及中国社会目前所面临的挑战等问题进行了分析。这本书是继费正清#8198;《美国与中国》#8198;之后的又一部美国学者研究中国的重要学术著作,作者对中国的深度观察和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目前美国中国问题研究的水平。本书无论从方法论、资料运用,还是分析角度上看,都对我国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特别是美国问题研究的学者具有一定的参考和借鉴价值。为了写作本书,李侃如在中国跑了很多地方,访问了上至政治局委员,下至普通民众,最后完成本书。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称本书是“在美国使用最为广泛的论述当代中国的教科书”。1月18日,本刊特约记者张弘在京对李侃如先生进行了专访。 　　 　　说研究,和费正清学科不一 　　 　　张#8195;弘#8198;(以下简称记者)#8198;:您在向美国学生介绍如何了解中国时,主要面临的是什么样的挑战? 　　李侃如#8198;(现任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和全球经济与发展资深研究员,同时还是奥巴马总统中国顾问团成员。他的研究方向包括:气候变化、美国对外政策以及东北亚、中美关系。以下简称“李”)#8198;:主要的挑战有两点。第一,在美国生长不像生长在瑞士,你在瑞士长大很自然地会关心其他国家的文化。与中国一样,美国也是一个大国,令人遗撼的是,美国的公民往往只关注美国的文化,他们很难关心其他的国家。第二,像中国这样规模巨大并且复杂的国家,要想进行适当的介绍,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因此,在我试图向美国学生讲授中国的时候,我是从中国的角度出发,但是使用了西方社会科学的技巧进行阐述的。我主要是应用于本科学生的教育,本科学生的课程也是我这本书最开始的源头,我使用的方法是把美国人和中国人对于同一套问题所做出的假设进行对比。例如社会的基本伦理的源头应该是怎样的?是源自于上帝吗?美国人是这样认为的。而在中国社会的基本伦理是来自于社会哲学,如作为中国政权体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儒学。还有,美国是重视个人主义,而中国是重视社会义务,因此我是通过这些基本上的分歧问题进行对比,让我的学生们能够理解中国所取得的成就、中国所面临的挑战和中国的复杂性。我所教授课程的实质性主题,也就是本书所总结的主题。 　　记者:您觉得,自己的研究和费正清先生的研究相比有什么不同? 　　李:费正清是历史学家,我是政治学家,他研究的是过去发生了什么,而我研究的是为什么发生,并且对未来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费正清试图通过他写的书介绍中国历史的各个方面,而我的学科是研究塑造中国未来的因素是什么,因此我们两人属于不同的学科,研究不同的问题这就是我们之间的差异。 　　 　　论“独立”,不考虑美国政府利益 　　 　　记者:中国人一般把为政府献计的人称为智囊或文胆,在学者的责任感、独立性和政府利益之间发生矛盾时,您是怎样处理的? 　　李:这很简单,在美国我是给政府提供独立意见的,如果政府喜欢我的意见,那很好;如果政府不喜欢我的意见也没关系,我的义务只是提出我最好的建议。美国的布鲁金斯学会有一个很好的模式,能够确保我们所做的研究工作和思想的独立性。 　　记者:您和其他学者的中国问题研究,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美国政府的政策制定? 　　李:我觉得这种影响力取决于谁是总统,在尼克松、卡特、老布什、克林顿和奥巴马总统期间,学者的影响相对较大一些。而在里根和小布什总统期间,学者的影响力就小得多了。在美国的体制下,有的社会学者可以受邀请担任政府官员,如尼克松期间,基辛格发挥了比较关键的作用,在对华政策上,有学者和基辛格在尼克松期间对华政策发挥了比较重要的作用;卡特期间对华政策,他提到的中文名字,我也说不清了。克林顿政府期间,我是主要负责亚洲政策的官员,包括中国。 　　记者:从事后结果看,这些影响美国政府政策制定的中国研究,哪些被验证是成功的、哪些被验证是不尽如人意的?其中原因何在? 　　李:这个问题比较难回答。我想这种影响在政治和外交战略方面是相对成功的,而在经贸关系方面与政策方面的影响是较小的。因为在政治和外交政策方面往往是基于理念的,这让学者更有能力把学者对中国的看法以及常常与美国政府打交道的那些中国官员的印象告诉给美国的政府官员,因此对于美国政府的执行政策就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而在经贸领域,往往是企业在发挥作用,涉及到具体的经济利益,这个时候企业的影响力更大,学者的影响力就要小一些。 　　记者:王缉思教授在#8198;《治理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