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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研究再认识 　　〔摘要〕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是中国现代学术的奠基之作，也是当今学术思想史研究中所绕不开的话题。文章围绕几个容易被学术界所忽略的问题，诸如《大纲》与白话文运动的关系，《大纲》的启蒙主义思想性格，《大纲》对传统文化、尤其是对儒家正统思想的建设性开发，以及《大纲》与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时代性格之比较，就以上几个学术同仁认识不足、或未曾涉及的问题，进行简要的分析、论证，同时提出作者自己的一得之见。 　　〔关键词〕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启蒙思想；原始儒家 　　〔中图分类号〕B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17）06-0087-08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①是中国现代学术的奠基之作，对此，蔡元培、梁启超、余英时等人都作过一些十分精当的评价。②迄今，此书仍然是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史研究中所绕不开的课题。本文无意重复前贤讨论过的问题，而是围绕几个被学术界所忽略的问题，诸如《大纲》与白话文运动的关系，《大纲》的启蒙主义思想性格，《大纲》对传统文化、尤其是对儒家正统思想的建设性开发，以及《大纲》与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时代性格之比较，就以上几个学术界认识不足，或未曾涉及的问题，进行简要的分析、论证，同时提出作者自己的一孔之见，③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 《大纲》与白话文运动 　　《大纲》与白话文运动的关系，或者说与文学革命运动的关系，向来不被人提起。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问题就不重要。 　　要谈《大纲》与白话文运动的关系，需要首先从大纲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关系谈起。 　　从历史的实际进程来看，《大纲》与新文化运动，呈现出一种明显的共生关系。《青年杂志》于1915年9月由陈独秀在上海创刊。1917年初，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随之陈独就任北大文科学长，《青年杂志》改名为《新青年》，编辑地址也迁到北京。同年9月，胡适就任北京大学教授，教授中国古代哲学，开始《大纲》一书的撰写。1918年1月，胡适任《新青年》编辑。1918年9月，《大纲》一书完稿。期间，胡适发表的重要文字有：《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贞操问题》、《易卜生主义》等。可见，胡适一边撰写《大纲》，一边思考着《新青年》或新文化运动的种种热点问题，诸如妇女问题、家庭问题、文学革命问题、个人主义问题等等。1919年1月，《国民》、《新潮》杂志创刊，标志着新文化运动在青年知识分子中的影响进一步扩大。2月，《大纲》出版，此后不到两个月即再版，尤其受到了青年知识分子中的热情欢迎。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广泛传播，《大纲》的影响也随之扩大，至1922年，此书已经出到了第八版。因此，可以说《大纲》从问世起，即与新文化运动有着打不散的关系。 　　《大纲》与白话文学运动，在时间上、逻辑上的关系都相当清楚。1917年1月，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刊发于《新青年》，宣告了白话文学运动的兴起。有吹响文学革命运动号角之称的《文学改良刍议》，提出了的文学改良的“八事”中，诸如“不摹仿古人”、“须讲求文法”、“务去烂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以及“不避俗字俗语”等，大多指向文字的通俗易懂和浅显明白。胡适主张用“俗语俗字”等“活文学”语言，代替文言、八股等“死文学”语言，[1]这一意思，被陈独秀表述为以平易的“国民文学”代替雕琢的“贵族文学”，以通俗的“社会文学”代替晦涩的“山林文学”。[2]胡、陈二人的表述虽不尽相同，但却共同揭示了白话文学运动的目的，这就是要造就一种通俗易懂的文字，使普通民众能够看得懂。在胡、陈二人的文学主张发表的半年之后，胡适完成了《大纲》一书的撰写，并以学术著作的方式对白话文学主张进行了有益的尝试。据冯友兰回忆，他初看《大纲》时，就有耳目一新的感觉。冯友兰说： 　　我在当时觉得，胡适的这一部书还有一点特别。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哲学家们的哲学思想，无论有没有新的东西，基本上都是用注释古代经典的形式表达出来，所以都把经典的原文作为正文用大字顶格写下来。胡适的这部书，把自己的话作为正文，用大字顶格写下来，而把引用古人的话，用小字低一格写下来。这表明，封建时代的著作，是以古人为主。而五四时期的著作是以自己为主。这也是五四时代的革命精神在无意中的流露。[3] 　　冯友兰感觉到的这“一点特别”，实际上只是《大纲》尝试以白话文进行写作的成绩之一。他讲的重点，是正文与注释上排版方式的变化，但他并没有说清楚，这是一部白话文形式的学术著作。实际上，《大纲》除了沿用传统的竖排方式之外，在语法、标点、文字表述以及思想内容等方面都有一个全新的变化。这一新变化意味着，《大纲》是对白话文运动的一次比较全面的实践。冯友兰的“当时觉得”，在事隔六十多年后还用这么一大段文字来描述，可见冯友兰留下的印象是十分深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