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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研究中系统论 　　陈　虹译 　　 　　前　言 　　 　　系统论在考古学中的运用，与冯伯塔兰菲(L．von Bertalanffy)、阿什比(w．R.Ashby)、博尔丁(K．E．Boulding)、尤其是巴克利(w．Buckley)的工作密切相关。考古学所使用的许多源于其它学科的概念、命题以及建模技术(modeling technique)，很大一部分是由系统论理论家所创建，他们认为系统活动的系统论特点和规律是许多现代学科共同关注的问题。就此而论，系统论在考古学中的运用很少会被认为仅仅与利弗(M．J．Leaf)和珀尔曼(M．Perlman)等这些民族学家的工作有关，尽管是他们首先发现了系统论文献的有用之处。 　　考古学对一般系统论的关注，首先是由“过程考古学家”表现出来的，并成为他们倡导的“系统论方法”的组成部分。一般系统论与“系统论方法”相当部分的重叠，以及前者在研究过程中的应用仍处于初级阶段而非成果阶段，减低了一般系统论的可见度，并掩盖了它对现代考古学业已产生的一些非常重要的影响。虽然我们可以根据“过程考古学家”对生态学、统计学和科学哲学各类观点的大力提倡而轻易地辨别他们，但却无法同样明确分辨出考古学系统理论家这样的群体。我想指出，尽管这种模糊性有它的道理，但它无关乎近来系统论对考古学发展所产生的重大影响。 　　了解考古学家在他们研究中运用一般系统论方法的多样性，是认识其影响的基础。我将说明系统论作为一种理论、一批概念、一系列建模方式、一种可验证命题和假设的依据以及一种解释模式在考古学中的应用。之后，我将讨论系统论在考古学中的发展，以及它对考古学的影响。首先让我来详细介绍一下一般系统论在考古学中大致的地位。 　　 　　一般系统论、考古学和系统论方法 　　 　　希尔(J．N Hill)、沃森(P．J．Watson)、勒布朗(P．J．LeBlanc)和雷德曼S．A．Redman)就一般系统论对考古学家的效用做过一些重要讨论。希尔的文章针对演变解释的特定问题，而沃森、勒布朗和雷德曼的讨论则不那么专门，因此我将效仿后者的方式。 　　对于沃森、勒布朗和雷德曼来说，一般系统论的主要作用在于解释考古记录，将物质文化形态与考古学家研究的器物生产和使用的行为背景联系起来。他们认为，需要以系统论视野取代几十年来作为考古学基础的关于文化的传统观点。他们将系统论方法和传统方法比较如下。 　　采用传统方法，考古学家试图确定隐藏在器物背后的规范或概念型板。一定时期、一定区域内史前居民所共有的这些规范集合体，就是文化。这种方法根据典型器物、典型器物组合和典型遗址来定义考古学文化。其后考古学家提出的基本上是关于不同特征组合相对分布等对比和静态的问题，以便确立文化。 　　许多作为系统方法基础的观点和概念都来自宾福德(L．R．Binford)。沃森、勒布朗和雷德曼所总结的这种方法，一方面强调器物和器物分布形态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强调器物制造和使用的行为背景而非器物与规范或概念型板之间的关系。从系统论的角度来解释，文化并非共有规范的集合体，而是互动的行为系统。其关注点集中在这些系统、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适应意义及其对系统演变的影响上。其中，无论对器物的衡量与分类，还是对所构建的文化行为模式在它们的变异敏感度上都是最重要的。因果关系被看作是多变量的，并且多维变异被认为是同时发生并相互关联的。在沃森、勒布朗和雷德曼总结考古学家对一些材料的兴趣发生变化时，系统论方法已经随之出现了。 　　他们认为，一般系统论对于考古学中系统论方法发展的的重要性表现在三个方面：包括一种理论观点，一套术语或概念，以及一种描述或建模方式。下面我们逐一加以考察。 　　 　　系统论 　　 　　根据沃森、勒布朗和雷德曼的观点，系统论作为一种理论的核心即为系统论学家所提出的看法，是认为系统和系统关系如此基本，以至于它们存在于许多不同的生命和无生命现象中。主导这些系统的法则可以同态而非类比地从一种学科所关注的现象转移到另一学科所关注的现象上去。以这种方法建立的理论，要优于那些按照一对一的二元因果关系机械得出的理论，采用这些术语，考古学家可以更满意地描述和解释他们所处理的现象。他们摒弃功能学派的那种有机体观点，认为它们倾向于分类法和目的论而非阐释(还要提到的是，多数人类学功能观如同机械论方法一样是解析性的和分隔性的，认为整个系统可以从一些组成部分如宗教、经济、亲属关系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来完美描述)。在某种程度上，系统论中的分类是建立在系统和亚系统的结合与互动基础之上。这些分类，以及由一般系统论学家所制定的原则，意在寻找贯穿于特定系统类型中那些复杂或多样性结构的共性。沃森、勒布朗和雷德曼所提出的这些原则，对于考古学家考察他们所面对的史前行为系统是有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