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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者视角下中国气候规制研究 　　[内容提要]中国和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温室气体排放国，在气候变化领域既存在竞争也存在合作。随着中国在全球气候政治中的地位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美国学者开始深入研究中国的气候政策。他们以不同的研究视角来考察中国气候规制的目标、制定过程、实施效果以及特点。本文试图对代表性的美国学者的研究进行较为全面和系统的总结和评述，希望能从中吸收可资借鉴的有益观点和建议。并推进中美气候合作的积极发展。 　　[关键词]气候规制 美国学者 中国研究 　　一、导论 　　各国的气候政策都是在全球开放的互动背景下不断发展的。为了提高相关战略政策制定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我们迫切需要加强对海外相关研究的重视。通过系统跟踪和梳理海外学者的研究与评论，对相关研究进行系统的梳理、总结和评论，有助于国内更加科学合理地制定政策和战略，也有利于促进中国与海外学术界的交流和相互理解。 　　因此，考虑到中美气候合作的重要意义，美国学者对中国气候规制的研究就显得尤其具有参考价值。虽然美国学者是从其自身的视角出发，通过自身的概念和理论框架来展开分析，但是他们研究中国的气候规制政策往往有旁观者“清”的优势。但是对于相关研究，国内学界目前似乎还缺乏系统的考察。 　　本文将美国学者对中国气候规制的研究概括为三个部分。首先，中国的气候规制包括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两个部分。其中，关于政策目标的研究包括对目标的评价、实施的可能性等。其次是中国国内的气候政策决策机制以及政策工具的选择问题。第三，对中国在国际气候合作中的立场及其变化的理解。此外，西方学者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是如何推动中国加强气候规制。美国学者讨论了各种激励措施的可能性，比如贸易制裁、国际碳市场、技术合作等等。 　　二、中国气候规制的目标 　　美国学者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表现出对中国的关切，至少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末。1988年，当时气候议题才刚刚引起国际社会的注意，但是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问题专家钱德勒（William U.Chandler）就已经撰文讨论实施碳排放减排对中国的战略意义。他在文章中提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将与中国提高能效的利益相一致，同时将降低气候变化的风险，所以中国应该实施相关的规制。此外，较为早期的研究成果还有1997年美国著名学者易明（Elizabeth Econo-my）的文章《中国的决策与全球气候变化：双层外交与国际社会》。该文首次从国际政治的视角对中国的气候外交政策制定进行了深入系统的分析。 　　中国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的立场及其承诺目标，被认为是国际谈判中显而易见的“焦点”（focal point），因而也是美国学者关注的首要议题。中国参与制定国际气候制度的方式及可能性影响着其他排放大国的政策制定以及国际气候制度发展的方向和速度。 　　目前，中国已经在《哥本哈根协定》中自愿承诺，到2020年，在2005年的基础上将单位GDP碳强度降低40%—45%；同时要在2020年把非化石能源的比重提高到15%。关于这一目标，国际上褒贬不一。但是，钱德勒强调：“无论怎样看待，中国承诺的目标都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在经济发展史上，没有其他哪个发展中国家曾在如此长的时间内将其温室气体排放值削减如此之多。对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实现这样一个目标令人惊讶，这体现出中国对气候变化的担忧。”④他特别指出：“把中国作为美国不采取措施的借口是不诚实的行为。……美国政府应当对中国政府彰显领导力的情况作出反应，美国自己应该在温室气体大量减排方面作出承诺。”美国东西方研究中心的张中祥认为，这是中国所能承诺的最大值。如果计入非化石能源减排的目标，中国将承诺46%—50%的碳强度减排目标。这相当于绝对减排4.6亿—12亿吨，也相当于在2020年基线情景下减排15%—21%，正好就在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建议发展中国家减排15%—30%的范围以内。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通过模拟研究认为，中国在哥本哈根会议上所承诺的减排目标是可以实现的，而且成本不会太高。中国要完成2020年二氧化碳排放强度较2005年下降40%—45%的目标，其成本很小；而中国是否参与全球强制性减排行动，却对未来全球排放趋势有着重大的影响。根据他们的研究，在中国参与和不参与的两种不同情景下，会分别导致如下的显著区别，即到2100年，大气温室气体的浓度增加200ppm至280ppm，对应的是全球的气温多上升1.1℃至1.3℃。 　　对中国“十一五”期间的节能减排政策目标，美国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的研究人员也予以了积极的评价。他们对中国采取的节能减排政策及项目进行了评估，认为它们将对未来中国的能源和经济转型产生积极的效果，认为中国采取的行动对于全球降低温室气体排放的增速以及绝对量方面都有非常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