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道教学在初创时期历史发展及其特点.docVIP

英国道教学在初创时期历史发展及其特点 　　初创时期的英国道教学，在时间的跨度上涵盖了20世纪的前半段，其主要标志为在重要大学中普遍设立汉学的教授席位。而且，汉学在此时期成为英国高等教育中一个正式的专业了。其主要成绩是基本的道教经典具备了大体齐备的英文文本。并且，由于英国在该时期的特殊大国地位和强国地位，英国道教学已经开始对世界各国产生辐射和影响。在这一阶段里，在英国道教学的领域中，产生了一位世界大师级的人物，他的名字叫翟理斯。 　　一 　　在大学里设立汉学教授席位，始有人从事有关中国的专门研究。在英国大学里设立的Chinese Department，并不等于中国的中文系。中国的中文系主要研究汉语言文学。至于有关中国的历史和哲学，则分别放在另外单独设立的历史系和哲学系里面。英国的Chinese Department，其研究的范围则是有关中国的所有学问，可以称为中国学系。不过，依据传统，人们普遍称之为汉学系，这似乎更方便一些，也更恰当一些。由于道教是中国文化的根柢，大凡研究中国学问的人，没有不涉及道教的，顶多是深浅有别而已。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把设立汉学教授席位看作道教学是否成立的标志之一。英国第一个汉学教授席位设在牛津大学，时在1875年。第一个汉学教授是理雅各。该汉学教授席位由基督圣体学院支付薪水。不过，当时的汉学，规模很小，学生也少，只有二三十人来听课，课程也还只是讲座性质，而并非专业课。1888年，剑桥大学请来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1818-1895）开设汉学课程，但是不支付薪水。在19世纪，英国的其他大学尚未设立汉学的教授席位。即使在设立了汉学教授席位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汉学也尚未形成固定的传统。进20世纪以后，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伦敦大学于1916年成立东方研究院，从此改变了汉学可有可无，讲座时有时停，教授席位长期空缺，教师由其他单位的人员兼职的状况。从此，汉学传统在英国逐渐巩固起来。此时，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汉学也开始振作，走上了逐步发展壮大的道路。 　　在20世纪，汉学在英国受到了重视，道教学也得到长足的发展。这不是英国一国的需要所决定的，而是世界格局的大变动使然。世界格局的彻底改观，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事情。但是，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各种矛盾就已经积蓄很深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欧洲带来的震撼，迫使欧洲各国人民进行反思：我们自己的文化究竟在哪里出了问题？德国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936）分别于1918和1922年推出了力作《西方的没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预言了西方文明必然衰落的前景，指出了问题的严重性。斯宾格勒认为，世界文化是多元的、多中心的，各种文化是等价的。另一个德国历史学家雅斯贝斯（Karl Jaspers，1883-1969），一直在酝酿他的轴心时期的观念，尽管他正式提出此学说要晚一些。他认为，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经历了四个不同的阶段，它们是史前时代、古代文明、轴心时期和科技时代。史前时代和古代文明是间歇阶段，而轴心时期是突破阶段，科技时代是第二个间歇阶段。在轴心时期，数量众多的哲学家在世界上不同的地区几乎同时出现。这是人类意识的觉醒阶段，这时人类已经认识到自己作为整体的存在，也意识到了自己的起源和目标。人类迥然有别于世界上的其他生物物种，人类可以有意识地活动，以达成自己的目标，而不像其他生物，盲目地生存，盲目地死去。在这一时期，人类产生了各种基本思想，创立了人类赖以生存的世界宗教。此后人类历史的每一次飞跃，都要重新回忆这一时期，从中吸取希望并且获得精神动力。所谓轴心时期，就是人类在公元前800年至200年间所经历的精神过程。对照道教的发生和发展过程，轴心时期正是道教从道家黄老学说到正式成立的那一个时期。雅斯贝斯的轴心期学说打破了欧洲中心主义。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1975），从1936年就开始出版他的十二卷巨著《历史研究》（Study of History），试图从文化类型的对比中找出世代兴衰的原因。汤因比认为，历史上的文明可以分为三种模式，它们是希腊模式（含罗马）、中国模式和犹太模式。虽然他对中国模式的说明有偏颇之处，但是他看到了中国文化的极其重要性。生活在这种大背景下的英国人，重视和研究道教是必然的。 　　巴尔福（Frederic Henry Balfour，1846-1909）于1870年来华经营丝茶，后来从事文学和新闻工作，先后担任《通闻西报》、《华洋通闻》主笔，1881-1886年任上海《字林西报》主笔。同时从事道教经典的翻译。从1879年至1881年在《中国评论》第8、9、10卷相继发表了译著《太上感应篇》、《清静经》、《阴符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