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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称管理健康运作范式 　　在中国，职称管理一直是个让人百感交集的社会问题。职称评定的雨疏风骤，始终困扰着知识分子的工作和生活；职称改革的浪起潮落，不断缠裹着政府部门的职能运营。时至今日，这项工作依然没有找到根本的解决办法，现实矛盾还在继续堆积中。 　　 　　职称管理范式的雏形 　　 　　平心而论，早在民国时期，我国市场经济环境的发育已经渐趋成熟。相当于“职称管理”的工作，也水到渠成地上了市场经济的轨道。无论是法规体系还是管理制度(详见《旧中国的人事立法》)，都与国际惯例大致接轨。 　　当时，专业技术人员求职都要经历一个特定的管理系统的考察：首先要从学校获得学历文凭、学位证书，以证明接受专业教育的资历和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如果即将就任的岗位属于能力不足就可能对社会产生不良影响的职业，诸如医生、司机、引水员等，还要在政府有关部门谋求从业的“准入资格认证”。以确认他能够胜任岗位，没有危害社会之虞。获得上述资质证书之后，才可以通过“专业职务聘任”，来到某一经济实体，担任一项专业技术职务。开始工作。至于他的职业能力达到何种水平，应当享有怎样的薪酬、福利，那是用人单位通过“职业水平鉴定”(企业通常是委托信任的学术咨询机构代为甄别，大专院校与科研院所大多依靠自己的学术咨询机构鉴定)自主确定的事。这个社会管理工程，应当称之为“专业技术人员就业管理系统”。 　　需要注意的是，在“专业技术人员就业管理系统”的实际运作中，包括“准入资格认证”、“职业水平鉴定”、“专业职务聘任”三项工作，并没有所谓“职称”这个词。而且，这个“专业技术人员”的概念完全隶属于人力资源的范畴：既包括教授、建筑设计师、海关报关员这种拥有“干部”身份的人员，也包括司机、电工、瓦工等被划归为“工人”的技能操作者。 　　因为国民政府的官员腐败，使这个管理系统的实际执行过程存在很多问题；但它的操作模式顺应市场机制，依循国际惯例，管理思路是正确的。 　　 　　职称管理发展中的问题 　　 　　新中国建国初期，为保护专业技术工作者的积极性，政府本着“原职原薪”、“量才录用”的原则，不仅把学历学位、薪酬待遇承认下来，也允许了“专业技术人员就业管理系统”继续发挥作用。如果坚持至今，也许不会有这桩令人烦恼的公案。遗憾的是，这些英明的举措在政权巩固之后很快发生了变化。 　　邓小平曾经说过：“我们进行了二十八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彻底的。但是，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所以没有能够完成。”循着新中国“职称管理”的历史轨迹观察会发现，正是这种残余的封建文化伴生的对市场经济的错误认识，干扰了这项工作的健康开展。归结起来，主要形成了三方面问题： 　　第一，基于政治形态而生的“统筹调控”观念，忽略了“专业技术人员就业管理系统”的社会属性。“专业技术人员就业管理系统”是一项社会工程，理应由社会各界分工协作。但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在特定的政治形态之下有些官员们产生了推崇中央集权、否定市场机制的观念，“统筹调控”成了主导思想。“专业技术人员就业管理系统”的社会属性被抛弃了。 　　(1)政府机构的“准入资格认证”领域被泛化。正常的“专业技术人员就业管理系统”的运作，政府的责任就是运用行政强制权力，控制“准入资格认证”工作，以避免某些特定职业因担当者能力不足，造成社会危害。按说，需要“准入资格认证”的职业领域是明确且有限的：但是，在“统包统配”思想的驱使下，政府管理部门不再区分“准入资格认证”与“职业水平鉴定”、“专业职务聘任”的职能差异，从“职称管理”的角度，对社会上的专业技术职业都认证一番，无形中把“准入资格认证”的范围扩大了许多。近年来有的行政管理部门以权牟利的趋势渐盛，连文学艺术类职业，诸如“美术师”、“书法师”也被纳入政府职业资格鉴定机构的涉猎范畴，实际上也淡化了“准入资格认证”工作的严肃性。 　　(2)各行各业的“职业水平鉴定”标准被僵化。在正常的“专业技术人员就业管理系统”中，“职业水平鉴定”是为了帮助用人单位实现“人事相宜”。所以，尊重自主权，看重实际能力，是无可争议的。因此，这项工作往往由行业协会、商会或者用人单位自己的学术咨询机构承担。这些机构没有行政强制权，只凭品牌声望赢得业界信任。因为讲究实效，肯定不会搞“论资排辈”或“唯学历论”一类花架子：除非糊涂到不想做事!当年北师大聘用仅有中专学历的鲁迅当讲师，中央美术学院让木匠出身的齐白石当教授就是明证。 　　现在是由政府“统筹调控”了：首先通过官办行业协会、商会――由退休的政府行业主管官员担任负责人，靠调配机关干部组成办事机构，规定商会必须挂靠政府主管部门――取得资格，然后运用行政强制权力占领市场，再把“职业水平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