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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刑事诉讼中亲属拒证权制度构建 　　摘 要 亲属拒证权制度作为证人作证原则的例外，是现代法治国家刑事证据制度的一项重要原则。它具有悠久的传统与深刻的现实基础，而我国刑事诉讼法却缺失这一制度。本文试探讨我国传统的亲亲相隐制度和西方国家亲属间拒证特权制度， 在我国将来修改的刑事诉讼制度中确立亲属免证权制度，以期发展、完善我国证据制度。 　　关键词 刑事诉讼 亲属拒证权 　　中图分类号：D915 4 文献标识码：A 　　一、亲属拒证权制度的概念界定与价值分析 　　（一）亲属拒证权的概念界定。 　　亲属拒证权是指一定范围的亲属之间，除法律规定的特殊情况外，依法享有的拒绝对已掌握的与案情有关的事实向公安司法机关陈述及提供相关证据的权利。亲属拒证权作为一项特别权利，具有以下五个特征： 第一，享有特权的主体必须具有证人的适格性，即必须具有证人资格。第二，证人必须具有一定范围的近亲属身份。第三，享有拒证权的亲属范围必须有法律作出明文规定。第四，亲属作证特免权是一项权利，其主体应具有处分权。 　　（二）亲属拒证权制度的价值分析。 　　亲属拒证权制度是法治国家刑事证据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法对现实的人的权利的尊重和保护，体现了对法的人权价值的追求，体现了立法者在社会权益保障与个人权利保障之间价值均衡方面的追求。 　　首先，它是刑事诉讼多种价值取向权衡的结果。刑事诉讼的目的具有双重性， 即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当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发生冲突而无法兼顾时，应当采取权衡原则，综合考虑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如果说法律要实现安全的价值， 强迫人人互相揭发，不必考虑亲情，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便荡然无存，社会就毫无秩序可言，这样的法给人带来的只能是恐怖。 　　其次，亲属拒证权制度符合我国传统伦理道德，充分体现了法治对人性的关注与体恤，对人权的保护和尊重。“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亲属拒证权的观念深深根植于广大公民的法律意识之中，而且正是这种观念使法律与现实相脱节。现实生活中亲属不愿意作证、 逃避作证的现象甚为普遍，导致证人作证义务的法律规定形同虚设。构建亲属拒证权制度让证人作证的同时顾及其亲情， 其本身就是对证人人权保障的体现。 　　二、“大义灭亲”还是“亲亲相隐”―亲属拒证权制度的历史学与比较法考察 　　（一）我国历史上对“亲亲相隐”制度的承继与限制。 　　“亲亲相隐”，就是应当对亲属的犯罪行为予以隐瞒和掩饰，以及予以隐瞒、 掩饰不为罪或者减轻论罪处罚，反之则要论罪处刑的情况。瞿同祖先生认为:“‘亲亲相隐’制度是很有趣同时也是极值得注意的问题。人民有违法行为，从国家及法律的立场来讲，自应鼓励其他人民告发。但就伦理的立场来讲则不然。” 　　这一制度源起于孔子“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的儒家传统思想和文化。春秋战国时代起就有不许子孙告祖父母、 父母的规定，后来予以制度化和严厉化。汉朝确立的“亲亲得相首匿 ”制度实则与法律的儒家化紧密相关；在宋文帝时代 ，“亲亲相隐”不仅在于不得告发犯罪，更在于官吏不得让其作证；在唐朝，“亲亲相隐”制度已经有十分完备的法律规定。《唐律疏议?名律例 》中规定：“诸同居 ，若大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外孙，若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为相隐。部曲、 奴婢为主隐，皆忽论。即漏露其事，摘语消息，亦不坐。”但是，犯十恶之罪中的“谋反”、“谋大逆”、“谋叛”三种重罪，任何人不得相隐，违者依律处罚。 　　在近代法制改革中依然保留了容隐制度，自清末《大清新刑律》到南京的《中华民国刑法》均有规定。并且一些立法经过了“亲亲相隐”经过反复的改革，剔除其封建的因素而得以保留，既体现了对中国传统法律思想的继承，同时也体现了对西方国家亲属特权立法先进经验的引进与借鉴。例如台湾现行刑事诉讼法第 180条规定:证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拒绝证言:第一 ，现为或曾为被告或自诉人之配偶，五亲等内之血亲，三亲等之内姻亲或家长家属者;第二 ，与被告或自诉人订有婚姻者;第三 ，现为或曾为被告或自诉人之法定代理人，现由或曾由被告或自诉人为其法定代理人者。遗憾的是，在新中国的立法中，这一符合传统伦理道德的原则，被丢进了历史的长河。 　　（二）“亲亲相隐”与亲属作证特权的比较法考察。 　　考察世界各国，不难发现在亲属作证问题大部分国家均采“亲亲相隐”和亲属作证特免的立法体例。如德国《刑事诉讼法》第52条规定以下人员有权拒绝作证：一是被指控人的订婚人；二是被指控人的配偶，即使婚姻关系已不再存在；三是与被指控人现在或者曾经是直系亲属或者直系姻亲，现在或者曾经在旁系三亲等内有血缘关系或者在二亲等内有姻亲关系的人。意大利《刑事诉讼法》第199条关于近亲属的作证回避权中规定：被告人的近亲属没有义务作证，但是，当他们提出控告告诉或申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