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名利场杨必译本中归化策略.docVIP

论名利场杨必译本中归化策略 　　Vanity Fair 是英国十九世纪著名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萨克雷的成名之作,该书经由杨必翻译之后,在中国引起了巨大影响,深受读者喜欢。杨必译本的成功,不仅是由于译者深厚的中英文功底,还有由于译者在译文翻译时主要采取了归化的策略,即符合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又充分考虑了中国读者的期待视野和接受能力。 　　1.归化的缘由 　　20世纪50年代中国社会正处于从社会主义向新民主主义的过度时期,中国在进行自我建设的同时,需要外国特别是苏联学习,对意识形态实行严格控制,一切文艺的方针都要为政治服务。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成为纲领性的指导思想,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主要体现在1942年所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中,毛泽东提出了“政治标准第一,文艺标准第二”(毛泽东,1972:70)的口号,并且明确了社会主义的文艺是服务对象是人民大众。“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ibid:28),其中最主要的是工人和农民。建国之初,农民和工人几乎都没有接受过什么教育,所以文化水平相对较低,那么文艺要想为大众所接受就只能采用大众所熟悉的语言并尽量做到简化,这就要求本时期的外国文学翻译必须才取归化的策略才能为中国读者所接受。杨必采取归化的翻译策略的另外一个原因还受当时翻译界的翻译思潮的影响。1954年矛盾在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上提出了提出的“艺术创造性翻译”的理论,再加之之前1951年傅雷在《重译本序》中提出的 “神似说”的观点对我国50年代文学翻译产生了重大影响,翻译家们大多以 “艺术创造性的翻译”为目标,追求“神似”,大胆打破原文的结构,实行个性创作,从而使译文读起来不像译作,而像“写作”,翻译策略趋向归化。杨必作为生活在这一时期的翻译家也难免受到这一趋势的影响。 　　2. 归化的体现 　　杨必译文中的归化现象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单词分译,善用四字格,简化句子结构,使用典型的中国式口语。 　　2.1单词分译 　　汉语是一种非常形象而生动的语言,词语之间的搭配有着严格的要求。灵活的搭配不仅能够增加语言的艺术性并且更加受读者的欢迎。而英语中很多词词义比汉语要广,因此同一个词同时修饰好几个词的现象在英文中非常普遍,但是如果在翻译成中文时不注意灵活处理,读起来则会干瘪瘪的,难以为读者所接受。因此,杨必在对这一类词的翻译时,根据不同的搭配,采取分译的手法,使得译文即符合中文的表达习惯,又传达了原文的意义。如: 　　例1: …who is a good Christian, a good parent, child, wife, or husband; (p5) 　　译文:……真的是虔诚的教徒,慈爱的父母,孝顺的儿女,尽职的丈夫,贤良的妻子。 (p3) 　　“good”在英语中是个非常常用的词。因为其丰富的内涵,在英语中往往可以用来同时修饰好几个词。但是如果将“good”直接翻译成“好教徒,好父母,孩子,妻子或丈夫…..”则没有任何艺术性可言,也不会为读者所喜爱。杨必根据它不同的搭配,分别将其译为“虔诚” “慈爱” “孝顺” “尽职” “贤良”,不仅忠实的传达了原文的意义而且使得译文更加的形象,生动,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 　　2.2 善用四字格 　　四个格是汉语的典型特点,它结构短小紧凑,读起来朗朗上口,富有节凑性,比较容易为人民群众记忆和接受。除此之外,四字格还可以增加语言的表达力和感染力,是译文富于变化更具艺术性。四字格的运用在杨必的翻译中随处可见。 　　例2:Every reader of a sentimental turn (and we desire no other) must have been pleased with the tableau with which the last act of our little drama concluded; for what can be prettier than an image of Love on his knees before Beauty? (p157) 　　译文:多情多义的读者(无情无义的我们也不要),看到刚才一出小戏里最后的一幕,一定赏识。痴情公子向美貌佳人跪下求婚,还不是一幅最赏心悦目 　　的画儿吗?(p146) 　　在原文中“sentimental” 和 “no other”在读音并无任何相似之处。但是杨必将其翻译成两个四字格词组“多情多义” 和“无情无义”,不仅使其成为一对反义词,而且结构相似,读起来具有节奏感。而后面的“Love” “beauty” “prettier” 也分别翻译成了汉语的四字格 “痴情公子”, “美貌佳人”, “赏心悦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