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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语行为理论对语文学科性质解读 　　提 要 语言学的每一次变革都会影响人们对语文学科性质的认识,带来语文教育的新发展。结构主义的语言观,是无法解释语文学科的性质是“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但是言语行为理论却能对这一定性给出合理的解释。 　　关键词 语文 言语行为 工具性 人文性 　　中图分类号:G633.3文献标识码:A 　　 　　从上世纪80年代起,人们对语文学科的性质就有争议。《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和《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把语文课程性质定性为:“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后,便一石激起千层浪,人们对语文的学科性质的争论就更趋热烈。那么,我们到底该如何正确认识语文的学科性质呢? 　　 　　1 语文学科性质认识上的一个逻辑错误 　　 　　语文自上世纪独立设科至今,国家大约一共自定颁布了十次语文“教则”“课程纲要”“课程标准”或“教学大纲”等类文件,每次对语文的功能和基本性质都有所表述。通览这些文件,我们会发现一个不易被人察觉的逻辑错误。 　　1929年《小学课程暂行标准?小学国语》:“练习运用本国的标准语,以为表情达意的工具。” 　　1956年初中“教学大纲”(草案):“汉语是对青年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一种重要的有力的工具。”并在引用列宁关于“语言是人类交际极重要的工具”的论述后说:“语言是交际的工具,同时也是社会生产斗争和发展的工具”。 　　1963年的“教学大纲”:“语文是学好各门知识和从事工作的基本工具。” 　　1980 ―1992年的四次“教学大纲”:“语文是从事学习和工作的基础工具”。 1996―2000年的“教学大纲”:“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2001年《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与2003年的《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 　　纵观整个历程,我们发现一个重要的问题:什么时候“汉语”的性质变成了“语文”学科的性质?什么时候作为学习与工作工具的“语文”变成交际的工具了?这显然犯了逻辑上偷换概念的错误。1956年的定义完全就是在对汉语下定义,自然没有错。1992年以前(含1992年)对语文学科性质的定位,是把它与其它学科进行比较得出的结论,没有混淆“语文”与“语言”的概念,得出的判断也是正确的。它们都明确了语文作为基础学科的这一特点。1996年至今的教学大纲与课程标准则都完全混淆了“语言”与“语文”两个概念,得到的判断自然也是荒谬的。 　　但是,有些学者并没有认识到这个逻辑错误。张西安(2005)在综述了历史上对语文的学科认识后,评价到:“直到1996年才得出这样一个基本没有争议的判定:‘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兴起的“言语教学观”实际上也认识到“语言”、“言语”、“语文”三个概念的不同。“言语教学观” 接受了现代语言学之父、结构主义语言学大师索绪尔(F. D.Saussure)关于语言和言语的区分的观点。早在1989年李维鼎就阐明自己的理解:“在科学的范畴里,‘语言’和‘言语’是互相联系但又绝对不同的两个概念。语言是工具,言语是运用这一工具进行交流的行为和产物,已经不再是工具了。”基于上述理解,在1990年他提出叶圣陶谈的“语文”,指的是“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是“言语”,不是“语言”,由此引出结论:“要么是语言,它具有工具性,要么是言语,它具有思想性,二者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捏在一起的”。邹兆文、叶熙钊(2002)在《试沦语文课程的“言语性” 》中指出:“区分语言和言语是语文课程‘言语性’的立论依据”。“‘言语性’是语文课程的本质属性。”余应源先生甚至认为“由于没有区分语言和言语,便造成了语文教学的混乱局面。” 这些学者都认为“语文”是“言语”,而不是“语言”。因此,当《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和《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在此基础上提出:“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便引发了众多非议,一时语文的学科性质成了人们争论的热点话题。 　　 　　2 言语行为理论对认识语文学科性质的启示 　　 　　如何看待语言与如何看待语文学科性质是紧密相连的。持“言语教学观”的学者,深受结构主义的影响,虽然区分了“语言”、“言语”、“语文”三个概念,但同时也把它们完全对立起来,所以就会有李维鼎先生“要么是语言,它具有工具性,要么是言语,它具有思想性,二者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捏在一起的。”这样绝对的看法。马庆株先生(2004)反对这样的看法,他认为:“我们绝不能强调语言的文化性而忽视工具性,把文化性和工具性对立起来。” 　　2.1言语行为理论视角下的课文 　　言语行为理论与结构主义语言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