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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实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价值探讨 　　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05年11月1日发布《人民检察院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实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的规定(试行)》(下称“规定”),决定从2006年3月1日开始,在全国逐步推进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工作,到2007年10月1日开始,全国检察机关办理职务犯罪案件全部实行同步录音录像。讯问犯罪嫌疑人时进行录音录像在西方国家的侦查实践中被广泛应用,具有保障犯罪嫌疑人权利、规范侦查行为等程序正当效果。我国检察机关实行讯问犯罪嫌疑人同步录音录像制度,对于推进刑事诉讼的文明进程无疑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笔者结合从事检察工作的实践,就检察 　　机关讯问犯罪嫌疑人实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谈一点看法。 　　 　　一、实行同步录音录像的重要意义 　　 　　1、促进侦查讯问活动规范化 　　《刑事诉讼法》(下称“刑诉法”)第43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65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根据。”但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屡禁不止,一方面因长期以来,办案人员对口供过于依赖,另一方面就是因刑讯逼供、诱供的证据难以收集, 讯问过程中侦查人员不可能将自己的违法情节记录下来,同时犯罪嫌疑人根本没有能力固定侦查人员刑讯逼供的证据。最高人民检察院推行职务犯罪讯问同步录音录像,使得整个讯问过程得以随时再现,若侦查人员采取非法手段获取口供,违法情节将被固定成视听资料证据,迫使侦查人员必须规范执法行为,转变执法观念,从重实体、轻程序转变为实体与程序并重,从重口供、轻证据转变为重证据,轻口供,办案质量必然大幅提升。 　　但是,在不少检察机关侦查人员将实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目的理解为防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翻供。常见做法就是只对犯罪嫌疑人的有罪供述进行录音录像,认为将犯罪嫌疑人的有罪供述用录音录像的方式固定下来就万事大吉,而忽视对其他证据的收集,笔者认为这与高检院实施职务犯罪讯问同步录音录像的目??背道而驰,犯罪嫌疑人翻供本来就是常见的一种司法现象, 不排除犯罪嫌疑人翻供是为逃避法律制裁或减轻法律惩处力度。因为逃避指控在某种程度上几乎是人的本能。另外,从法理上讲,人人都拥有不自证其罪的权利。针对这种情况,侦查人员要做的应当是在侦查阶段充分收集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而不是用录音录像来强化“口供为王”的办案模式,人民检察院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实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规范执法行为,提高办案质量。 　　2、尊重和保障人权 　　1998年10月5日,我国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作为“国际人权宪章”的一部分,条约中规定了公民个人享有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包括免受酷刑的自由,公正和公开审讯权,无罪推定权等。同我国一样,西方各国也普遍将犯罪嫌疑人供述作为证据类型之一,但大都是建立在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权的基础上的,即对待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可以拘留他、逮捕他、搜查他的居所,扣押他的信件,甚至提取他身上的毛发,但不能逼他开口说话。为了充分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同步录音录像制度因其无可辩驳的功能和优势而被西方各国普遍采用和认可,我国刑诉法第9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应当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在司法实践中,这成为了侦查人员千方百计包括以非人道方式获得口供的“尚方宝剑”,先后披露的湖北佘祥林案、河北聂树斌案、江苏梁继平案,轰动全国并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在当前我国司法体制环境下,检察机关开展的同步录音录像工作对于尊重和保障人权,有利于推进我国的民主法治进程。 　　 　　二、同步录音录像的证据类型归属和证明力 　　 　　检察机关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时的录音录像,究竟属于视听资料证据还是一种固定证据的方法,在目前的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存在分歧。“刑诉法”第42条规定,“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证据有下列七种:(一)物证、书证;(二)证人证言;(三)被害人陈述;(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五)鉴定结论;(六)勘验、检查笔录;(七)视听资料。以上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显然,此处的“视听资料”同其它证据类型一样,目的是客观反映案件发生过程的自然事实或结果。所以,“视听资料”证据应是与案件发生同步记录下来的案件发生过程的原始资料,如记录嫌疑人盗窃过程的商场监控录像。而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制作录音录像属于侦查过程中的诉讼活动,从形式上看,同步录音录像是一种区别于笔录的固定言词证据的方法,就其内容而言,反映的是讯问笔录的内容和其制作过程,无论职务犯罪嫌疑人承认或者否认自己的犯罪事实,其证据类型应和笔录一样归属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