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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传统吏治思想对党干部队伍纯洁性建设启示 　　[摘 要]本文从选官、用官、治官三个角度入手，论述传统吏治思想对于党的干部队伍纯洁性建设的启示：即由传统选官、考绩的吏治思想向现代科学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发展，从源头上保证党员干部的纯洁性；由传统朴素的道德观、责任观，向以德为上、以人为本的现代价值理念发展，从过程上保证党员干部的纯洁性；由传统强立法、重惩治的监督传统向现代的民主法治体制发展，从机制上保证党员干部的纯洁性。 　　[关键词]吏治；选官；用官；治官；纯洁性建设 　　[中图分类号] D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3）02-0012-03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要牢牢把握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这条主线。这是中国共产党首次把纯洁性建设加入到党的建设主线之中，成为与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建设并列的主要建设任务。这意味着中央明确意识到保持党的纯洁性建设关乎党能否取信于民、有效执政。党的纯洁性建设，是包括思想纯洁、作风纯洁、队伍纯洁、清正廉洁等在内的系统建设，其要求不仅停留在道德修养、政治作风层面，更是涵盖组织纪律、制度规范等体制机制层面。中国古代有着丰富的吏治思想资源，如严格选仕的选官制度、优胜劣汰的考绩制度、律己慎独的修身制度、重典惩贪的监察制度等，这在今日看来仍然没有过时，对于新时期加强党的干部队伍的纯洁性建设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正如张晋藩所言：“传统绝不意味着腐朽、保守，民族性也不是劣根。传统是文化和历史的积淀，只能更新，不能铲除，失去传统就丧失了民族文化的特点，就失去了前进的历史文化基础。我们需要从固有的传统中，引出滋润了五千年中国的源头活水，需要科学的总结和吸收有价值的因素。”[1] 　　一、选官之道――由传统选官、考绩的吏治思想向现代科学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发展，从源头上保证党员干部的纯洁性 　　为政之要，在于得人。这是古代吏治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千里马”、“求贤令”等历史典故充分印证了凡成就大业的统治者无不重视人才的选拔。在中国古代，无论是选官还是考绩，都有一整套逐渐完善的制度加以保证。官员选拔的雏形最早见于夏商周时代，虽然这时的官员的任命是建立在封建宗法制度之上的世袭制，但在周时期就存在从“国子”中选拔人才的制度。“国子”指的是公卿大夫及诸侯的子弟，因非嫡系而无继承权，但他们通过接受相应的教育以及在禁卫军中服役一定年限就能取得仕的资格。除了上述的选仕制度，还有贡仕与乡选制度，即由诸侯选拔仕人推荐给天子；以及由地方官在社会中选拔推荐人才的制度。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举贤良、务功劳、布德贤、则贤人进”。（《管子?五辅》）选贤任能成为官吏选拔的基本原则与治国良方，举荐、自荐、以功授官成为官员选拔的主要方式。之后的选官制度经历人们较为熟悉的秦汉时期的察举制、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最后发展至隋唐至明清的科举制。察举制就制度本身而言，较之前朝可谓严谨。包括科目、考察、评议、考试、连坐等制度；而九品中正制则更为完备，举荐有专责、品评有标准；科举制自隋朝创立、唐代制定、经两宋逐步完善、至明清到达顶峰，在中国古代的官员选拔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它在考试的科目、时间、内容、程序、规则以及考生的来源、考后的录用与授官乃至官吏使用的限制等都有明确规定，堪称中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深远的选官制度。 　　古代对于官员的考核不仅局限于选拔，在为官期间，通过考绩制度对官吏进行考核评价。考绩也称考课、考成、考功，是按照一定的标准对官吏业绩进行考察和督促，在此基础上对其进行相应的奖惩。历朝的考绩各具特色，如周朝的“善、能、敬、正、法、办”的“六计”考绩制度；春秋战国的“上记”制度；秦朝的“忠信敬上，清廉勿谤，举事审当，喜为善事，恭敬多让”的“五善”与“夸以?，贵以大，擅制割，犯上弗知害，贱士而贵货贝”的“五失”制度；（《睡虎地秦墓竹简?为吏之道》）两汉时期的纵横有序、层层考核制度；魏晋南北朝的“都官考课七十二法”、“五条课郡县法”、“三等黜陟法”；唐朝的“四善二十七最”；宋代的磨勘、历纸制；明朝的考察与考满制；清朝的京察与大计制。各朝考绩制虽名各异，在方式方法上，一是逐级考绩，基本为在行政隶属体系内自上而下进行；二是上计评议，即自下而上的评议，地方官吏将政绩上报，由上级官吏乃至国君进行考核。考绩其实质是运用奖惩手段，发挥对官吏的督促、约束、鞭策作用，“治天下者尊贤考功则治，简贤违攻则乱”。（《汉书?谷永传》） 　　中国封建社会的终结并不意味着某些合理因素的灭亡。如科举考试制作为政治录用方式，其公开考试、平等竞争的形式是具备现代性的。如考绩制度作为对于官吏的日常考察督促机制，与官吏的奖惩相连，从而实现对于官吏绩效的动态考核。 　　古代吏治的选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