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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制度规范与完善 　　摘 要：强制措施对于保障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具有重要作用。刑诉法第73条增加了可以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适用情形、执行地点、批准机关以及监督机关，在法律规定上完善了监视居住这一强制措施体系，凸显了该措施的重要性。 　　关键词：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规范性；司法实践 　　强制措施对于保障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具有重要作用。刑诉法第73条增加了可以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适用情形、执行地点、批准机关以及监督机关，在法律规定上完善了监视居住这一强制措施体系，凸显了该措施的重要性。但这一强制措施的适用在具体实践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有待解决。 　　一、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基本规定及适用现状 　　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第73条以及《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以下称《刑诉规则》）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作了较为详尽的规定。根据该规定，目前检察机关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内容特点可以概括如下：定位于监视居住的特殊执行方式；适用条件的限定性；适用须经上级机关批准；被执行监视居住人基本权利的保障性；具有折抵刑期的法律效果等。自2011年新刑诉法修正案草案公布以来，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制度就成为了公众争议的焦点。很多学者担忧该制度在滥用和不当适用的情况下，会严重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权利，与“尊重和保护人权”的规定相悖，也无法实现羁押替代措施的价值目标，有人甚至提出应废除监视居住制度。 　　“特别重大贿赂犯罪”如何界定在司法实践中存在困惑。《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下称刑诉规则）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涉嫌贿赂犯罪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犯罪情节恶劣的；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涉及国家重大利益的。有人认为对涉案金额五十万元以上的标准应是查清属实的犯罪数额。还有人对什么是“有重大社会影响”、“涉及国家重大利益”界定不清，不敢采用这两条标准适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刑诉法进一步完善了对人权的保障，在适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措施时，要准确理解法律，确实保障人权，为此要正确认识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措施的适用条件。笔者认为，对以下几种情形，检察机关可适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一是个人涉嫌贿赂犯罪50万元以上的。二是党政机关、重要职能部门的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三是情节特别严重的贿赂案件，如强行索取财物，因贿赂行为使国家或社会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在辖区有重大影响等情形。 　　二、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规定存在的问题 　　依学理，法律明确性原则是指“法律对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必须内容明确，能够为公民的行为提供确定性的指引”。但是，《刑事诉讼法》、《刑诉规则》关于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适用条件、执行地点、被监视居住人的权利限制程度、通知犯罪嫌疑人家属、程序规定以及检察监督等规定存在着相当大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具体如下：根据《刑事诉讼法》第72、73条的规定，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必须符合逮捕条件，但是该逮捕条件如何认定和把握立法未予明确。《刑诉规则》第45条第二款对“特别重大贿赂犯罪”进行了解释，但是除第（一）项犯罪数额条件较为具体外，其余仍是概括性规定，实践中不易把握。根据《刑事诉讼法》第75条的规定，被监视居住的人应当严格遵守法定义务。但是法定义务外，被监视居住人在生活场所中正常生活的权利法律是否应当保障，如：是否可以与家人共同生活，“满足基本的生活条件”具体包括哪些条件，被监视居住人是否享有申请被逮捕的权利等等，立法均未予明确。根据《刑事诉讼法》第73条确立了指定居所监视居住“通知家属为主，不通知为例外”的原则。但是因为条文规定的概括性，结合司法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尚需明确以下事项：通知的对象为谁，“家属”的范围如何界定，可否只通知犯罪嫌疑人的单位等；通知的内容包括哪些；“无法通知”具体包括哪些情形；通知的机关为谁，通知方式是否受有限制，通知时限是采“发出主义”还是“送达主义”等等。根据《刑事诉讼法》第73条第三款、第33条的规定，被监视居住人享有委托辩护权。但是，出于惩治腐败和刑事侦查的需要，《刑事诉讼法》第37条又规定，辩护律师同犯罪嫌疑人会见、通信等要经过侦查机关的许可。但是关于许可的条件、期限、安排会见的时间以及监视居住期间是否始终不许可会见等，法律和司法解释均未作出规定。什么是指定的居所，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到底可以在哪些地方执行，这是关系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执行的核心问题，法律和司法解释均未作出规定。现有立法关于申报程序、转捕程序、执行程序以及检察监督的规定也存在大量争议等。例如为规避刑诉法规定，部分侦查机关在初查后，通过“立案下沉”的方式，将案件指定下一级管辖，然后再由其批准适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措施。囿于办案安全的考虑，侦监部门、监所部门也很难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进行及时有效的监督。 　　以往监视居住措施在检察机关办案实践中运用不多，一个很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