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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抗战文学中特殊日本兵形象 　　摘 要：在抗日战争期间，众多爱国作家把自己在战争中的情感体验融入作品当中，在激发大众斗争意识、反对文化统治、宣传抗日救国、鼓舞民众奋勇抗敌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塑造日本兵形象过程中，爱国作家们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深入日本兵内心深处，成功地塑造了许多人性复苏与反省的“特殊日本兵”形象，对于当代社会生活有着极为深刻的启示，能够教育人们理性看待中日关系，在艺术创作中摆脱脸谱化的思维、准确塑造日本兵形象，铭记屈辱历史，真正做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关键词：抗日战争；抗战文学；日本兵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24-0100-02 　　“一般的文艺作品写到敌人的士兵时，不是写成了怕死的弱虫，就是喝血的猛兽。这于宣传上可收一时煽动刺激之效，然而宣传应该是教育，把敌人估计得太高或太低，都不是教育民众的正轨。”[1]521众所周知，作为战争受害者，日本兵是受了军部法西斯的欺骗才来中国作战成了法西斯分子侵略中国的工具，他们在战场上丧失人性的行为是军国主义毒害的结果。在战争中并非所有日本兵都是惨无人道和毫无人性的，因此对于日本兵不应抱着绝对的态度，他们中也有良心发现者，经过教育、感化能够恢复人性，甚至可以走到反战立场上来的。在抗战时期的救亡文学作品中，当时的作家能客观理性地看待日本兵，看到他们中人性复苏的潜能，塑造了一个个具有个性特征的“特殊日本兵”形象，体现了人道主义的美好祈愿。 　　一、“特殊日本兵”形象评析 　　（一）战争受害者 　　“在两国交战的状态下，作家从什么角度，站在什么立场上表现战争，如何表现敌国士兵的形象，不仅仅是作家的文学观问题，更是一个民族问题、政治问题。” [2]如果说抗战之前的文学作品中的日本兵形象至少还保留了人的形状的话，那么抗战时期的日本兵形象则更多地向鬼靠拢了。在“兽”化与“鬼”化日本军人形象的文学传统中，夏衍在《离离草》中塑造的六平俊吉形象则显得与众不同，他不是杀人如麻的日本鬼子形象，相反他与广大的中国人民一样也是战争的受害者。六平俊吉本性善良，正如他自己所言：“我不是一个坏人。”[3]45甚至韩国移民崔承富也认为他是个挺善良的人。然而战争却将这样一个善良的人赶上战场。他痛恨杀戮，经常自责，当他被指责“日本人只懂得杀人”的时候，他感到异常痛苦，他“茫然站着，提起颤抖着的手来……逃一般地奔到门口，一手撑在门框上，哭泣一般的声音……啜泣，自暴自弃地把头在门框上撞了两下” [3]46。他不愿意去伤害别人，期望获得别人的好感，甚至还愿意去做点对他人“有好处的事情”，然而战争使“人都发了疯，每个人的眼睛都带着敌意” [3]47。当遇见跟自己的前女友长得一模一样的苏嘉时，六平俊吉激动不已，他希望能够获得苏嘉的友善，哪怕一丝也好，然而苏嘉脸上对日本人无比厌恶的神情以及眼中无可凋和的敌意使他感到“一种极度的沮丧、惨淡、凄凉。死一般的沉默” [3]46。尽管如此，六平俊吉还是尽力去保护苏嘉，在得知苏嘉即将被处以死刑时，他主动提出希望在最后能做一点对她有好处的事情，然而苏嘉一记冷酷的耳光彻底粉碎了六平俊吉的期望，他彻底地绝望了。六平俊吉这一“特殊日本兵”形象，让我们看到了“鬼子”具有人性的一面。 　　（二）人性的挣扎与复苏 　　萧军在《八月的乡村》中塑造了挣扎在道德和淫欲之间的日本兵松原三郎形象。他一方面立志在战场上立功，自己的名字能够刻在“精忠塔”上，一方面时刻思念自己远在日本的女友。但他最终依然步其同伴的后尘，残忍地杀死了李七嫂的孩子，并兽性大发地强奸了李七嫂。尽管最终的结果与其他的日本兵没有什么本质区别，但是我们至少看到了人性的挣扎。茅盾在《林家铺子》中描写了散发传单的东洋飞机，据说“那传单是东洋人骂自己的军阀和资本家，他们东洋小兵也一样是穷人，他们要反抗他们的军阀。并且从另一个伙伴那里，阿祥又知道上海北四川路的东洋兵有二百多人不肯和中国兵打，还宣传他们这主张，被兵官知道了，就杀了一半，押回东洋去一半”[4]。相信传言的阿祥随即产生了“东洋小兵也一样是穷人”也同样受到军阀的压迫的念头[5]。孙钿在《污暴的行进――十二月三日在上海》中也描写到了被驱赶到战场上的士兵：“一辆装满了日本兵的卡车掠过了我们的眼睛，接着，马蹄声近了，那些短身子的兵士也出现了，吹着啼啼达达的行军号，每个兵士都一点也没有精神，他们完全像拙劣的工人手中制造出来的木偶，我望着他们每一张罩满着忧愁与苦痛的脸孔，我心里不禁为他们而难过极了。我似乎瞧见了他们哭红了眼珠急坏了心脏的母亲、妻女……”[6]《日本鬼子来了》中的日本兵三良，对阿庆嫂充满了眷念，对家庭生活充满了渴望，只因他在日本也曾拥有一个温柔的妻子，一个温暖的家庭。《最后一幅肖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