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安徽通志金石古物考稿在教育史研究中价值.docVIP

论安徽通志金石古物考稿在教育史研究中价值 　　摘　要：《安徽通志金石古物考稿》不仅是考察该地区历史沿革的第一手史料，亦是揭示本区域教育发展史的重要文献。文章在叙述宋、元和明代碑刻的同时，另还结合传世文献来进行研究，进而探讨中国古代科举和教育中的典型特色。 　　关键词：《安徽通志金石古物考稿》；科举；教育史；文献价值 　　中图分类号：G40-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0)03-0200-05 　　 　　《安徽通志金石古物考稿》为南陵徐乃昌(1868―1943)所编。全书分为金器(钟、鼎、彝器)，石器(附玉器)，陶器，石刻(碑志、摩崖、坊表、题咏、题字、桥柱、井嗣、造像、塔幢)，古物，杂识(铼印、泉刀)，补遗，共十七卷，前设例目一卷，另有《安徽金石古物存真》一卷。书衣页题字用宋体，书名页题字用楷书，落款用楷书：“张启后书岢”，并钤有“张”和“启后”私印二枚，书牌页题：“安徽通志馆印”。 　　是书本应属《安徽通志》中一部分。在清道光、光绪间，曾两修《安徽通志》，仍未设金石一门。直至进入民国后，徐乃昌才编纂出了《安徽通志金石古物考稿》，说明是书的刊出是对前者的一大补充。尤其在该书中涉及一些与中国古代教育史研究有关的文献，可以说是考察该地区人文发展中的重要史料，笔者兹将依据其典型特征来进行具体分析。 　　 　　一、科举碑刻的文献价值 　　 　　在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研究中，史料的来源主要涉及两类文献，一是传世文献，另一是出土文献，而今日所要论述的《安徽通志金石古物考稿》中的科举碑志则属于出土文献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这些文献的研究，不仅可以弥补史传之不足，还可订正其讹误，同时也有助于研究者来辨章学术，考镜文化源流。 　　在徐乃昌所纂《安徽通志金石古物考稿》一书中，收录了两类与科举有关的碑志：一是进士题名石刻碑志，另一是登科题名石刻碑志。以进士题名石刻碑志来看，其文献来源又可分为两个时期：属于宋代石刻碑志的有“绍兴十八年进士题名记在滁县醉翁亭梅瑞堂后壁”和“重立进士题名记在当鎏县旧太平府学”。属于明代石刻碑志的为“南陵县学进士题名记在南陵县文庙东”。这里仅就登科题名记的记载来看，“和州登科题名记在和县文庙”就属于宋代石刻碑志中的一部分。然而在宋人进士题名记里，“绍兴十八年进士题名记在滁县醉翁亭梅瑞堂后壁”最应值得重视。原碑刻“题名石刻立于礼部贡院”，徐氏在纂此书时并未见到拓本，而是依据陆耀通《金石续编》来进行录入，其碑志形制为： 　　石高六尺四寸，广三尺二寸，碑首横题：“宋绍兴十八年进士题名记”十一字，篆书。下分六截，上截刻诏书制策，下三截分刻知贡举等衔名，五截刻进士题名，每行十人，下截刻记并正书。 　　从所涉及的内容来看，有御笔手诏、御笔第一道、知贡举、同知贡举、参详官、点检试卷官、别试考试官、别试点检试卷官、御试、敕差初考官、敕差覆考官、敕差详定员、敕差编排官，以及一至五甲的题名记录等。 　　由“绍兴十八年进士题名记”统计看，五甲题名列于前十位的分别是：福州25人、饶州13人、常州13人、建州12人、玉牒所12人、兴化军12人、开封11人、处州11人、温州11人、衢州10人。这里仅据福州府而论，有10个县榜上有名，看来该地区不仅教育水平高，而且人才尤其杰出。据《福州府志》记载：“福郡人物盛于赵宋，洛闽大儒嫡弧咸萃，厥壤共肩圣道。”[3’说明在这块土地上不仅人才之盛，而且还是一个诞生大家的摇篮。又以此表排比结果来观察，不仅清晰地反映了宋代的人文分布情况，而且对于中国文化史的研究，宋代科举情况的探讨，以及该时期教育发展史的探索，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另外，此碑的发现，亦可订正传世文献中的讹误。钱大昕曾言：“佑《绍兴十八年进士题名记》第一甲王佑等十八人，第二甲甘焯等十九人，第三甲索杨等三十七人，第四甲孟致诚一百廿二人，第五甲戴几先等一百四十四人。案《文献通考》，是榜进士三百三十人，省元徐履状元，王佑四川进士二十三人，今以石刻证之，实三百三十二人。”由于《绍兴十八年进士题名记》碑的发现，也证明了马端临在编纂《文献通考》时仍然存在差误。 　　北宋太宗雍熙二年(985)，“贡举始分三甲”，淳化三年(992)改三甲为五等，赐进士及第和进士出身两种[s]。真宗景德四年(1007)，又定《亲试进士条制》，分赐五等进士：“上二等日及第，三等日出身，四等、五等日同出身。”[6]到南宋后再变为一、二等赐进士及第，三、四等赐进士出身，五等赐同进士出身。从人物研究角度来分析，绍兴十八年(1148)这次科举考试最值得重视，其中涉及到两位人物，一是来源于建州建阳的朱熹(1130―1200)，另一是从常州无锡来参考的尤袤(1127―1194)，这两位考生都对华夏文化史的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尤其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