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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战争时期美国对华政策及中国共产党对策 　　 摘 要：战后，美国对华的政策经历由“扶蒋溶共”到“援蒋反共”的转变过程。这种政策实质是美国霸权主义政策，把中国变成美国的半殖民地或附庸国，在亚洲抗衡苏联。中国共产党针对美国对华的不同时期政策和中国的实际出发，作出由“可以公开的揭露和坚决的斗争，但仍留有一定的回旋余地”、到“有时也可中立美国”的策略思想、再到宣布美帝国主义是中国革命的敌人。这种策略的灵活运用，有效地限制了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范围和程度，掌握对美蒋斗争的主动权，最终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关键词:中美关系；中国共产党；美国；对华政策；解放战争时期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06-0271-02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和苏联之间的斗争和妥协时有发生。毛泽东说：“美国侵略政策的对象有好几个部分。欧洲部分，亚洲部分，美洲部分，这三个是主要的部分。中国是亚洲的重心，是一个具有四亿七千五百万人口的大国，夺取了中国，整个亚洲都是它的了。美帝国主义的亚洲战线巩固了，它就可以集中力量向欧洲进攻。美帝国主义的美洲战线，它是认为比较地巩固的。这些就是美国侵略者的整个如意算盘”[1]。抗战爆发后美国与中共的关系还是可以。1942年5月下旬，周恩来会见埃德加·斯诺，向他表示，“希望美国军事代表团和美国记者来延安参观” [2]。1944年美国第一批官方代表来延安，观察团提出一些有建设性意见。虽然这些意见没被美国当局所采纳，但美国政府通过观察团与中共建立了初步的联系，对美国对华政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有着深远的意义。 　　 美国在抗战时与中共保持联系，主要是希望中国军队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军队能在太平洋战场牵制日本部分军队。在抗日的问题上美国可以和中共合作，但在根本问题上不可能与中共一致。尤其是还存在代表中国的蒋介石政府。战后美国从国家利益来考虑，选择支持蒋介石政府也是必然。 　　 一、可以公开地揭露和坚决地斗争，但仍留有一定的回旋余地 　　 抗日战争后期，罗斯福处于国家利益考虑选择助蒋，但还想同中共留有合作的余地，不想走极端。当赫尔利奉命来华时，罗斯福告诉他：“现在你对于共产党人尽可能地不要急躁，不要说任何不利的话，不要破坏你为在中国实行可能的军事力量联合的基础。” [3] 来华之初，他致力调和史迪威与蒋介石的关系，但很快便倒向蒋介石一边使史迪威被调离中国。之后，他在华的主要活动是调和国共关系。1944年，他和毛泽东曾多次会见，双方签订《五项协定草案》。蒋介石不但不接受这个协定，反而提出要中共交出军队和给中共安排几个位子的“三点方案”。赫尔利不但不调解矛盾，反倒要求共产党接受国民党的条件，并把中共坚持《五项协定草案》的底线看成是不与他合作。此举表明他完全倒向蒋介石一方。 　　 1945年2月19日，赫尔利和魏德迈回国述职。美国驻华外交官们担心赫尔利表现出的对华政策将导致严重的后果，由谢伟思起草一份报告，经美国驻华使馆五名政治官员讨论、修改和签名。于2月28 日发往国务院。报告中称：赫尔利使华以来，事态发展使蒋介石盲目乐观以为自己很有力量，因而不愿作任何妥协这种状况发展下去，将加速中国灾难性内战的爆发。这份报告曾在美国上下引起了强烈的反响。1945年4月2日，赫尔利在美国新闻记者俱乐部发表公开讲话攻击中共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故意把中共与军阀混为一谈，并且表示“美国决不向中共提供援助”。1945年4月5 日《新华日报》转载赫尔利4月2日讲话时并在编者按中公开对他进行了点名批评。1945年6月11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严正指出，“我们反对美国政府扶蒋反共的政策”。“美国政府要破坏我们，这是不允许的。”为了以行动向美方传递中共坚决反对美国扶蒋反共政策的信息，中共中央军委还作出了以下的规定:不准美军观察组派人到前方去，不准其在敌后解放区建立通讯机关；美蒋合办之突击队如进入解放区，要解除其武装，禁止其通讯，监视其行动；限留晋绥区、太行区的美军各一人，只能给予少数的一般的敌军情况的材料，凡属机密性的情报停止供给等等[4]。抗战胜利后，中共在确认美国对华政策基本上是扶蒋反共的同时，也认识到美蒋在如何维护国民党统治这个问题上还存在着分歧。美国要求蒋介石进行一点民主改革，以便诱使中共交出军队；蒋介石则认为，如果这样做，势必导致国民党的垮台。美蒋之间的矛盾虽然不是本质性的，但也应当加以利用。同时，中国共产党对于美国政府的这种扶蒋反共政策今后是否有可能改变，也还是在观察之中。基于以上的考虑，中共中央认为，此时美国还不是斗争的主要矛头。应当把斗争的主要锋芒对着蒋介石政权及其反动政策，而不是对着美国；对美国虽然着重于对其扶蒋反共政策进行揭露、批判乃至斗争，仍应留有一定的回旋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