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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新加坡秩序建设对中国行政体制改革启示 　　摘要： 　　秩序建设是新加坡行政体制的核心。新加坡通过民主机制下的权威政治、严格法治、行政权与决策权相分离这三个阶段的行政改革，建立了法治、廉政、民主、开放的行政制度。目前中国行政体制改革面临众多挑战，研究新加坡秩序建设，对全面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具有重要启示。 　　关键词：新加坡秩序建设;中国行政体制改革;启示 　　中图分类号： D996.3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2015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 中国的行政管理体制经历了一场深刻而又广泛的历史性变革，而如今更是到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阶段。十八大报告和《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都对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和任务做了全面、系统和深刻的论述。中国政府管理需要从管制型向服务型转变，“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1]，是目前行政改革的主要方向。行政体制改革既是一场管理革命，又是在全球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政府与市场关系、政府与公民关系的深刻调整。在这方面，新加坡的行政体制无疑是非常值得学习的。 　　一、新加坡行政体制的核心――秩序建设 　　新加坡行政体制的核心就是强调社会政治秩序建设，其经济建设和秩序建设同时进行，而良好的社会秩序是新加坡经济与社会飞速发展的基本前提。一个混乱的、无秩序的社会不仅会导致国家的涣散、动荡，更会给人民生活带来巨大危机。新加坡政府从新加坡是个多种族、多宗教、多元文化的后发国家这个特殊国情出发，采取各种措施，积极完善政府的行政体制，全力建设社会政治秩序，维护了国家的稳定大局，在法治的基础之上实现了有序的大众民主。 　　（一）民主机制下的威权政府保证了社会的稳定 　　在政治秩序方面，新加坡拒绝了西方式的民主，而是采用独具特色的“奉行政府权威法制化和社会秩序系统化的政治体制，体现了政治传统性与现代性二重性特征”[2]，大力推行新“威权政府”，实行独特的行政体制（单级政府体制）。新加坡第二代政治领导人则把新加坡的政治模式归纳为“托管式民主”，即“政府与国民的关系实际上就是国民把公共权力委托给政府并对政府给予无条件地尊重、忠诚和服从，作为交换，‘君子执政’的‘好政府’给国民创造秩序、安全与繁荣”[3]。 　　可以说，新加坡民主制度相当完善，其政治治理模式也很科学，所推行的威权政治模式是在其宪政的框架下运行的。它完善政治管理法律规则体系，将政治管理权威法制化、明确政治管理责任，并制定一系列的程序使政治管理过程规范化。其政府的行政权力几乎涵盖了政治和社会管理的各个方面，既制定政策，又执行政策。这种直线型的信息传输渠道可以确保政令通畅，信息在传递的过程中不会“失真”，反馈及时、准确，便于政府及时修正决策，能够最大限度地进行社会动员，提高政府行政效率。政府每个部门的职能明确，每个公务员都有具体的行为准则和岗位职责。实践证明，新加坡正是通过这种“刚性”的行政体制，并充分运用强大的国家机器与政治资源动员能力，保证了新加坡长期政治秩序稳定，避免了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可能出现的动乱、冲突和军人干政等现象。事实证明，民主下的权威政府在新加坡是成功的，正如有学者指出：“新加坡行专政之法，之所以能经受住民主运动的冲击而久存，是由于专得有理、专得廉洁、专得有效”[4]。 　　（二）严格的法治产生了良好的社会秩序 　　新加坡通过法治，来规范人们的经济行为和社会行为，维护社会秩序。新加坡社会和谐安定、秩序井然与政府积极贯彻法治精神息息相关，法治产生纪律和秩序，纪律和秩序又促进了法治的完善和发展。新加坡立法严密，明确具体，法律、法规和禁令遍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界限分明，可操作性强，执行方便。同时新加坡执法极其严格，以严厉的、没有任何回旋余地执法手段保证法律的实施;而素质精良、廉洁公正、高效的执法队伍，严密的法律监督体系，严格的执法机制和执法程序保证了司法的公正，产生了井井有条的社会秩序和严明的社会纪律。在严厉法律惩罚和制裁的同时，新加坡更是采用各种形式进行法治教育和警示，培养公民良好的法治意识和习惯，使新加坡逐步成为一个法治严密的国家。 　　新加坡的法治对象主要包括社会和政府两个方面。一方面，新加坡政府努力创设健全的法治环境，依法管理和规范社会行为，产生了良好的社会秩序和社会纪律，有力地保证了新加坡的稳定和繁荣。在一个稳定的社会里，法律和秩序不可分割，只有在秩序已经确立，条规能够实行的时候，才有可能依照预先确定的法律法规，制定国民与国家、国民与国民之间人际关系原则。李光耀认为，“秩序先于法律”，认为“当先行条规不能制止日益混乱和违抗政府的情况发生时，就有必要制定严厉的新条规，以便维持秩序，使法律能够继续治理人际关系”，“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