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王安忆水色上海.docVIP

解读王安忆水色上海 　　摘 要： 王安忆作为当代文坛一位成熟的女性作家，从80年代一路走来，创作经历了多种突破和变化，但在她众多的作品中，都离不开上海这个叙述环境，表现的大多是生活在上海，以及上海周边城镇的一些平凡人的生活，尤其以女性主人公为主。她的作品有着约定俗成的叙述风格，随遇而安的抒写，日常生活的琐碎，透露着其独特的审美追求和对平凡人生的思索。 　　关键词： 王安忆 世俗的上海 女性形象 生命关怀 　　20世纪90年代王安忆写出了最能代表“民间话语”理论的长篇小说《长恨歌》，新世纪以来又以《富萍》、《上种红菱下种藕》、《启蒙时代》、《遍地枭雄》、《桃之夭夭》、《月色撩人》等一系列小说吸引了读者的眼球。她的创作细腻丰富，以一种女性特有的温柔笔法刻画出了一个不为人知的“水色上海”，成为继张爱玲以来海派的真正传人。 　　一、世俗的细流 　　王安忆是上海弄堂里成长起来的女性作家，上海这座城市在王安忆眼里是无比熟悉的，她对它满怀着热爱，不惜用尽笔墨描绘其间的点点琐碎。王安忆擅长的家务事儿女情是最能贴切地描绘这个世俗的城市的，她不同于张爱玲小说的贵族气，而是更偏向于市井风格。如果说上海这座城市是柔软的，像一条涓涓的河流的话，那些世俗的日常生活就是它的众多支流，汇聚其中。 　　王安忆在叙事过程中，更容易把自己置身于作品之中，以旁观者的身份给大家讲述身边的生活故事，她把城市平民、农村妇女、保姆等平民老百姓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作为写作对象。王安忆创作的世俗化，尤其体现在小人物身上的“世俗人情”，对日常生活中的细节，她总是能够津津乐道地传递出无限的生活趣意。正是利用生活中的细琐小事汇聚切近个体的生存状貌。这种细致平实的描绘更显得真实而趣味十足，王安忆正是合理地把握住了人物的心态，并按照自己的社会经验和人生感悟去叙事。 　　在叙事风格上，王安忆形成了一贯的特点，笔尖所到之处似乎全部都是随遇而安，很多小说中都描写了不止一个人的故事，主人公并不突出，而是众多人物的穿插，织成了一张世俗生活的网。如《富萍》中，就写了奶奶、吕凤仙、戚师傅、孙达亮、小君、光明等故事片段，这些小市民在各自的生活里演绎着喜怒哀乐，却也引人深思。《启蒙时代》中则描写了“文革”时期的一批青少年的成长过程，主要是他们的思想成熟过程，没有主人公，没有纵向叙事线索，只是让读者记住了这些名字：南昌、陈卓然、小兔子、七月、小老大……《月色撩人》中更是将一群人置于夜色下的上海，用工笔细描的方式刻画出了每个人的生活状态。似乎只有这样的方式才能描绘出这样世俗的上海，琐碎的故事必须用琐碎的笔调讲述，而王安忆这样婉转细致的叙述风格，正完美地表现出了上海这座城市如水的一面，让读者感觉到一种柔软的风情。 　　二、上海是女性的 　　上海是温柔的，也是灵动的，更像一个年轻的女子。女子注定是“水做的骨肉”，从这一点上说，上海的水色，正在于上海的女子。 　　上海的女人都是在平淡而琐碎的生活中成长起来的，她们的光华来自于这个城市的物质文化，上海的日常生活和女人达到了天然的和谐。在王安忆的笔下，上海的女人都是小市民，她们对细微的日常生活爱不释手，生存成了她们第一要义，正是这琐碎的日常生活构成了上海女人的一种精致生活。《长恨歌》里的王琦瑶和《桃之夭夭》里的笑明明、郁晓秋都是生活在弄堂里的，她们骨子里都润着上海小市民的世俗与精明。连她们的美貌都不是惊天动地的艳丽，而是一种细水长流，俗气实惠的感觉，这样的女人总会在适当的时机把握机会改变命运，精明地计划自己的人生。《长恨歌》里的王琦瑶不甘于出身弄堂的身份，参加了“上海小姐”的比赛，从此跟了有权有势的李主任并住进了金银堆砌的爱丽丝公寓，而后王琦瑶的前半生享尽旧上海的繁华。在《桃之夭夭》里的笑明明为了让自己的女儿从乡下回到上海居然很有法道地为郁晓秋搞到一份假病历，凭着这病历搞来级级证明，在见郁晓秋的渡船上笑明明凭着自己的魅力折服了一名上海干部和公社干部，回上海时行李也装满了花生、黄豆、芝麻……最终郁晓秋成功病退，这与笑明明的精明、善于交际是分不开的。 　　上海的文化特征造就了独特的上海女性，上海女性的柔韧风韵在很好地诠释着上海文化。正如王安忆所言：“要写上海，最好的代表是女性，不管有多么大的委屈，上海也给了她们好舞台，让她们伸展身手。”[1]王安忆的叙述，不是宏大事件的叙述，她的叙述有人说是巴尔扎克式的历史叙述，例如在《长恨歌》中她力图在王琦瑶四十年的生涯中将上海的风貌展现出来。她在讲这个女人的故事时也在叙述这个女人生活的背景――上海这座城市。也许她没有这座城市的全部直接经验，但是她利用自己的生活经验告诉我们这样一座她眼中的城市和她眼中的城市的历史，这就演绎成了一个女人和一座城市的历史故事。女人是这座城市的见证者，城市因为王琦瑶这样的女人而更加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