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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农村政策信息传播有效性影响因素分析 　　摘要 本文通过对西部农民政策信息的接触途径、政策需求及态度的调查表明，在新媒体环境下，西部农村信息传播的传统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电视和人际传播成为农民获取政策信息的主要途径，而组织传播弱化、大众媒介传播错位、体制内外传播的交织与抵消等因素影响了国家农村政策信息传播的有效性。 　　关键词 涉农政策；信息传播；西部农村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 闵阳，陕西理工学院文学院教授，陕西汉中723000 　　农业人口数量大，国土面积广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国家政策对于农业、农村的发展和农民的生存状况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位于国家治理两极的的政府和农民也正是因各项国家政策而联结起来。正是由于国家政策信息的传播和实施，才使得原本自由散漫的农民被集中统一于一个权力中心的周围――“政策作为国家、政党或政治集团为实现一定目标和任务而制定的活动计划和行为准则，成为影响农民日常生活和命运的因素。中国共产党正是依靠政策将亿万分散而又散漫的农民组织到政党和国家体系中来”。 　　国家的各项政策在宏观上决定了农村社会的生活方式，但是政策要真正起到作用还必须依靠切实有效的传播和落实。“政策合法性是政治认同的产物，而信息传播是政治认同产生的必要条件”。因此，涉农政策信息的传播是否有效，关系到各项政策的落实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 　　以电视和互联网为代表的大众传播、以政府科层体制为基础的组织传播和以“熟人社会”为背景的人际传播构成了西部地区农民了解国家涉农政策的媒介环境。在这样的信息传播环境中，农民对于国家政策信息的认知状况与态度如何？什么样的传播方式与农民更具有接近性？上述三种传播链条在政策的上通下达过程中怎样相互作用并形成农村复杂的政策传播环境的？2013年2月-4月，我们对西部地区陕、甘、川、黔四省8个县区的24个行政村进行了抽样问卷和访谈调查，以期更好地认识、掌握西部农村政策传播的现状并为寻求提高政策信息传播有效性的途径和方法提供基础。 　　一、农民对于政策信息的接触途径 　　在新媒体环境下，西部地区农民对于政策信息的接触途径较之过去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的媒介接触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政策信息的接收渠道。 　　我国西部农村居民家庭的电视拥有率为97.6%，数字电视也有相当的普及，因而与电视媒介的接触程度远远高于报刊、图书和广播。虽然互联网这一新媒体也已经越来越广泛地渗透到农民的信息生活之中，但对于大多数西部农民而言还显陌生，还有相当数量的农民从未接触过电脑和互联网。电视在农村的普及决定了它已成为农民获取各种信息的主要渠道，当然这并不能说明电视是他们政策信息的唯一接受渠道，除此之外，还必须考察组织传播和人际传播等渠道。 　　从表1的调查统计数据可知，在政策信息传播中，大多数农民将电视作为了解国家涉农政策信息最主要的渠道，有六成以上的村民是通过电视知晓国家的对农政策的。其次是亲朋友邻，比例将近20%，成为了解政策信息的重要渠道之一。同时，互联网、手机等新媒体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而传统的政策信息传播方式，如报刊杂志、村委会和村干部、宣传栏和标语口号等发挥的作用则日渐萎缩，所占比例很小，甚至远远低于后起的网络等新媒体。 　　由此看来，以电视为代表的电子媒介在涉农政策信息传播过程中效用显著，而新兴的网络等新媒体也不可小觑，所占比例为13.1%。但是村民将作为基层组织代表的村委会和村干部当作自己了解信息渠道的比例很低，显示出大部分村民认为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在政策传播过程中的无所作为。 　　表2则相当程度上显示了当前西部农村的基层组织在宣传国家涉农政策过程中的状态，如村民会议、人户宣讲、宣传单、村务公开栏和宣传栏、标语口号等在农民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传播方式很少发挥其应有的效用。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除了大众传媒的影响力不断扩张外，税费改革后，基层组织权威性的衰落以及城镇化的加速也加剧了农村生活状况的原子化，以集体性为特点的组织传播方式的日渐式微也就不可避免。 　　如图1所示，农民认为单纯依靠基层组织的传播就完全可以满足自己对政策信息需求的比例为零，而有超过一半以上的受访者认为他们对政策信息的需求得不到满足。造成基层政策信息传播不顺畅现象有多方面的原因，诸如组织传播信息渠道单一，基层干部在实施政策时不结合当地实际情况而照搬上级要求的方式，政策实施过程中缺乏与群众的有效沟通，为应付检查搞形式主义等。种种情况表明，在西部农村，基层组织的政策信息传播总体状况并不理想，农民对此很不满意，基层组织的国家涉农政策信息传播亟待改进。 　　虽然很多农民对于基层组织和干部在对农政策传播方面的工作不太认可，评价不高，但是也应该看到农民自身的局限，如寻求信息主动性不足，缺少利用各种不同类型媒介收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