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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传统匾额文化与艺术价值 　　[基金项目：河南科技大学大学生研究训练计划（SRTP）经费资助洛阳市社科规划项目（《白居易在宋代的影响与接受研究》2016B324）] 　　摘要：匾额承载着丰厚的文化内涵，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洛阳以其古都的特殊身份，其现存匾额更彰显出文化的多样性。它记录着科举文化的发展，弘扬着传统伦理道德，彰显着文人志趣等，具有高度的审美价值。尽管随着时代的发展变迁，传统匾额已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但其思想和艺术价值，在当下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中，弥足珍贵，值得我们去思考如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发挥其在和谐社会构建中积极的教化意义。 　　关键词：洛阳匾额；文化传承；文化内涵；现状；出路 　　匾额单称有扁、额、牌、榜等，合称有扁额、扁榜、牌额、牌扁等，或载于文献，这些匾额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内涵，礼乐教化、科举功名、吏治功德、忠孝节义、文人雅志、宗教婚俗、医德教泽等，无所不包，本文拟从现存洛阳匾额的视角，解读传统匾额在文化内涵及其在当下的社会价值。 　　一、匾额的文化内涵 　　匾额形制虽小，却包蕴丰饶，可谓壶中镜天，涉及到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既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也带有深刻的历史烙印。仕子追求功名的梦想，官吏化育民众的德行，文人怡情悦性的风雅等，都在河洛匾额中都得到生动的呈现。既具有鲜明的地域色彩，又体现出浓郁的文化意味。 　　（一）传播科举吏治文化 　　中国古代崇尚“学而优则仕”，普通文人想要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大多只能通过科举一途，反映科举吏治的匾额在历代留存中十分丰富。具体又可分为科举功名匾额和廉吏褒奖匾额两大类。这些匾额对我们了解古代科举制和官制的一个重要窗口。 　　1.科举匾额。匾额的主要社会功能之一便是宣扬教化。《后汉书?百官志五》载：“三老掌教化。凡有孝子顺孙、贞女义妇、让财救患，及学士为民法式者，皆扁表其门，以兴善行”。（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87年出版，第3623页，卷118，百官志五）这项制度为后世承袭，成为颂美教化、移风易俗、安邦定国的重要手段。而科举又是彰显中国文化特色的一个重要窗口，从隋炀帝开科取士，到唐科举取士，宋代崇文抑武，更多寒士通过科举步入仕途之路。科举制度成为国家选拔人才的重要途径。读书人金榜题名，乃民间所谓人生四大乐事之一。不仅朝廷会赐予他们匾额，中举仕子所在乡里的民众也会为他立匾，以此来表示对他的尊重，彰显地方之荣耀，激励后来人考取功名。洛阳匾额博物馆所主要为清代进士、贡士、举人的匾额。进士及第，名列三甲，自古皆视为莫大荣耀。《宜阳县志》中所载匾额，有三块是关于进士鲍承寿的。鲍承寿，字朗如，进士，浙江仁和人，道光六年任知宜阳县事。“环林益润”匾，上款为“赐进士出身知宜阳县事乙酉河南同考官加七级记录二十五次又记大功五次鲍某为监生杨毓青题”，又有“松筠并操”匾，为“次进士出身敕授文林郎宜阳县事鲍承寿为范世泰之妻赵氏立”，两块匾额的立匾时间均为“道光九年（1829）”二额所授对象皆为鲍承寿。（王支援《洛阳匾额论文集》，三秦出版社，2007年10月第1版，第206页）在地方选拔考试中又有乡试之举人、会试之贡士等，亦为荣事。举人匾如李登元“贤孝冰操”匾，上款为“甲子科举人借补陈川府扶沟县儒学训导李登元为……立”立匾时间为道光十四年岁次正月（1834）贡士匾如刘振林“刚足毅风”匾，上款为“……贡生刘振林……立”，时间为咸丰四年（1854）。此外还有张景川“亚元”匾和李瀛山的“姆仪堪师”匾，张子彦“潜德硕学”匾，上款为“步军中将军前陕南镇守张钫为清岁贡候选儒学训导子彦张老先生三周年纪念”立匾时间为“中华民国丁卯仲”（公元1927.11）可见科举匾额树立了一种榜样、楷模。传统的社会价值、道德风操、行为规范、是非取向都蕴含在匾额内。匾额可以说是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多元融合。 　　2.廉吏褒奖。古代社会更是一个注重吏治的社会，吏治的风气往往直接表现了一个社会的风气，影响世道人心。故历来的统治者莫不要求官吏对君要尽忠，对民要仁爱，风清气正，方能江山永固，基业万年。河洛自古风俗淳厚，东汉洛阳令董宣不畏强暴，有“强项令”之美名。这些良吏品格受到社会表彰，以激浊扬清，以美德、善行、勤政、清廉等品质，化育民众，这些教化意义，在洛阳所存匾额中得到鲜明体现。如“淑德流芳”匾是对礼部布政使的褒奖；“清时祥风”匾是武绍周为户部大理寺卿所题；“恩勤裕后”是袁风清为进士出身的宝山县正堂所题之匾，更有“惠资养正匾”，“慈惠贤明”匾，“品优德厚”匾等多数对官员品行和德行方面褒奖的匾额。朝廷的奖掖与民间的口碑，都通过这方寸之匾额充分彰显，显然，又形成一种良好的风气，激励着来者，从古至今，这种教谕意义从未消弱过。 　　（二）弘扬传统的伦理道德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礼乐社会，儒家更强调各种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