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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儒家以心释经方法确立与变迁 　　摘要：孟子、陆象山与王阳明是儒家经典诠释学说中“以心释经”方法的奠基者与拓展者。孟子的“以意逆志”命题确立了儒家心学解经纲领，象山“发明本心”之说让“六经注我”式的诠释得以盛行，阳明“致良知”则集儒释道三家心性学说之大成，彻底改造了儒家诠释学。综观儒家“以心释经”方法发展史，高扬诠释者主体性与无法摆脱解经“历史性”问题纠缠，是其最为重要的两个特质。 　　关键词：经学；心学；“以心释经”；孟子；陆象山；王阳明 　　作者简介：康宇，黑龙江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哲学博士（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哲学。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一般项目“儒家诠释学研究”（13YJA720006）；黑龙江省人文社科规划专项项目“儒家四书学研究”（14D060） 　　中图分类号：B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398（2016）04-0023-10 　　“以心释经”方法是儒家“以本心为学”思想在经典诠释中的具体应用，它强调“心”的解释形上学作用，注重“内向以求”的文本解读路途，高扬“以心传心”“明心见性” “以心体悟”的方法论致思，是儒家经典诠释范式的重要构成之一。从中国诠释学史视角观之，儒家“以心释经”方法的发展具有“过程性”“起伏性”，其间经历了确立、停奉阴违滞、鼎盛、式微与复兴等多个阶段。而其中，孟子、陆象山和王阳明是三个最为关键的奠基者与推动者，从他们对儒学典籍的注释与理解中，可以充分管窥“以心释经”方法的内涵与特质。 　　一孟子“以意逆志”说与“以心释经”方法的发生 　　在孟子生活的时代，对于心性与人性的关注成为先秦儒家普遍思考的问题。根据体悟，孟子提出“人性善”论。他认为，“善”先验地存在于每一个体中，具体表现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孟子?公孙丑上》）。以此为基础可推出人有“四端”：“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四端，犹有四体也。”（《孟子?公孙丑上》）“四端”也是“四心”，“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孟子?公孙丑上》），心具有道德属性，内蕴善的萌芽，是个体一切价值观念和礼义规范的源泉，“仁、义、礼、智，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即“心”是主体认识与行为的根据，“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 　　收稿日期：2016-06-10所以事天也”（《孟子?尽心上》），人们对于外部世界与内在世界的理解都离不开“尽心”，它并非一个外求的过程。 　　经过孟子的论述，“心”成为具有形上学性质的“本体”，表现出内在性、超越性、绝对性及普遍性等特质。不过孟子也说，当“心”作为人的功能属性存在时，其也兼有形下特征――产生思维的作用和功能。通过对“心”的形上、形下双重属性的讨论，孟子逐步建构出一套道德哲学体系，“心”范畴随之成为“孟学”的中心话题。当孟子将自己对“心”的认知应用于对经典的解读时，“以意逆志”的诠释方法生成了。 　　“以意逆志”命题最早记载于《孟子?万章上》：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尧，则吾既得闻命矣。《诗》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舜既为天子矣，敢问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诗也，非是之谓也。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独贤劳也。’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如以辞而已矣，《云汉》之诗曰：‘周馀黎民，靡有孑遗。’信斯言也，是周无遗民也。”显然，“以意逆志”方法的提出主要针对咸丘蒙“断章取义”的诠释“谬误”。“此莫非王事，我独贤劳也”一句本出自《小雅?北山》一诗，下一句紧接的是“大夫不均，我从事独贤”，反映了作者对于社会中诸多不平等现象的抱怨。而咸丘蒙却不顾上下文衔接，孤立地提出该诗中的一句话，从王权的“普遍性”质疑瞽瞍之不以臣事舜。这样的做法其实是将经典割裂为片段，在不考虑诗人“心志”的情况下，武断地以文字的表面意义曲解其内在意义，结果只能“以辞害志”，相应的文本解读自然也不会准确了。 　　孟子主张对经典的诠释必须立足语境，通观经文的整体意义，解经不应拘泥于文辞，诠释者需以自己的体认推知作者的原意，即以解释者之“意”逆经典作者之“志”。所谓的“意”，特指诠释者自我的心意，是一种“先见”的意，是“逆志”的主观条件与活动起点，不同的解释者具有不同的“意”，所以其“逆志”的方式与效果也随之不同。所谓的“志”，特指作者的“心志”，其蕴含于经典的“辞”与“文”之中，有待于解释者的体悟与感知。也可以这样认为，“辞”与“文”是外在的语言，而“志”是内在的思想。孟子所言的“不以辞害志”意思就是不要拘泥于经典的言词义来理解作者的创作意图，要懂得语言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