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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教育管理研究者研究立场与价值伦理取向 　　[摘要] 教育管理研究者的研究立场,关涉到研究到底为谁服务这一根本问题;而价值伦理取向，则涉及教育管理研究者对于研究所持有的态度、观念和假设。教育管理研究者在研究立场上,应广泛地反映和代表全体教育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在价值伦理取向上,在坦承它对整个过程及研究结论产生影响的前提下，应有意识地将其用来规范和指导个人的研究行为。 　　[关键词] 教育管理研究者； 研究立场； 价值伦理取向 　　[中图分类号] G4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002－2384（2006）02－0021－ 03 　　教育管理研究者，主要是指那些在大学、学院或者教育科研机构中以教育管理学科的教学和科研为主业的专业人员。他们的职责和任务在于帮助人们认识和理解教育管理现象，进而探寻符合人之本性的能体现社会正确发展方向的教育管理工作之道。这支专业队伍要想诚实而有效地履行职责、发挥作用，其研究立场和价值伦理取向的确立与选择,无疑成为一个我们必须面对和申明的重大问题。因为,研究立场关涉到研究到底为谁服务这一根本问题；而价值伦理取向，则涉及教育管理研究者对于研究所持有的态度、观念和假设。 　　关于教育管理研究到底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并不像有的人想像的那样，是一个纯粹“务虚”的问题，相反，它是一个很具体、很实在，并亟待澄清的现实问题。 　　教育管理研究者在面对不同观点、彼此对立的利益冲突时，应该为谁说话，代表谁的利益？这些问题常常会使其卷入漩涡，并令他们苦恼不已。有些重大的教育政策和改革，往往涉及不同人群的利益及其分配，涉及思想观念的对立和冲突。还有一些问题，可能涉及具有争议事物的安排方式及问题解决的顺序。面对这些困境，研究者明确自己到底代表谁的利益和谁的观点，就显得异常重要了。研究者在作出选择时，通常会受到一些有势力、掌握着各种资源的利益团体的影响，以致自觉或不自觉地优先考虑社会中强势者的愿望和要求。同时，教育管理研究者也必然会有符合自身需要的特定利益。这使教育管理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可能出于维护私利的考虑，而作出一些不符合职业道德要求的选择。更严重的是，教育管理研究者因其特殊的地位，还可能将符合自身利益或者某方利益的观点、方案及对策，以一种“客观性知识”的面孔展示出来，从而给竞争者或者不遵从者以巨大的压力。 　　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为某些政策措施和理论主张提供合法性支撑的所谓“客观性知识”和“客观性结论”这一观点，本身就值得深究。美国社会学家华勒斯坦等人曾指出，“所谓的客观知识，其实不过是那些在社会上和政治上拥有更强大势力人的知识”而已，“如果我们所说的客观性是指绝对中立的学者再现了一个外在于他们的社会世界的话，那么我们必须指出，这种现象是根本不存在的。”[1]如果华勒斯坦等人的这一看法符合实际情况，如果教育管理研究无法避免研究立场和价值伦理的干预，那是否就意味着教育管理研究者的研究纯粹成为了一种“私见”，而不再值得人们信赖了呢？对于这个问题，笔者的观点是：人们必须首先在思想上消除“只有客观的研究和结论，才是真实的和可信的”这一迷信。实际上，真实的和可信的东西并不一定都是人们能够见到的，更不必然都是客观的。说某种研究不是中立的或某种观点不是客观的，并不意味着这种观点必定就是不可信的或者不是真实的。须知，可信的或者真实的东西，并不必定都是客观的。主观世界同样可以让人觉得真实，值得信任。主观的东西并不必然就是信口开河、任意瞎想。相反，任何个人的主张和观点都是在一定的社会背景中形成和出现的，要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当时人们所共同遵从的价值规范和思想意识。这种共同的价值规范和思想意识，即是维护人们共同行动并达成理解的集体意识和无意识。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笔者认为，如果非要说教育管理研究具有什么客观性的话，这种客观性也只能是一种主观意味很浓的客观性。当然，笔者同意这种客观性说法的另一个意图是，它可能有利于促使教育管理研究者更加自觉地认识和把握自己的研究立场和价值伦理主张，并敦促他们对这种立场和主张之合理性自觉地开展批判反思。 　　在教育管理研究过程中，这种受研究者研究立场和价值伦理取向制约的特点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们对这种研究立场和价值伦理主张有意地予以遮掩，让批判反思缺席。 　　笔者认为，既然整个研究过程及其结果都无法摆脱教育管理研究者个人的研究立场和价值伦理取向的影响，那就不如将这种具有“缄默”特征的立场和取向公之于众，并在一种公开化的社会监督和审视下，用其指导和规范教育管理研究者的研究行为。具体言之，它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首先，在研究立场上，也就是在教育管理研究者应代表谁的利益这一问题上，笔者的看法是：教育管理研究者应广泛地反映和代表全体教育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并在这些利益遭遇冲突和对立时，通过有理有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