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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古典自然法对近代欧陆民法法典化影响 　　摘要：自然法作为一种价值判断体系的法律哲学，理性是它的核心，平等、自由和正义等价值则是其基本理念，并成为其渗透至民法领域的主要表现形式。在民法发展与进步的历史进程中，自然法思想是其价值判断的调节器，特别是在近代欧陆民法法典化运动过程中，自然法的理性主义法典编纂思想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一度成为法典编纂的指导思想与哲学基础。我国的民法典制定也可以从近代民法法典化过程获得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自然法； 理性主义； 民法法典化 　　中图分类号：DF5 文献标志码：Ａ 　　 　　自然法思想是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法哲学体系。该学说“发源于古代希腊，其核心是强调神法和理性法的无上权威，以及它对人类制定法的支配力，强调法律所应当体现的公平与正义，强调法律对当事人的自然权利的保护”；[1]它是“那些独立于，或高于实在法的规范之总和，其威力不在于它的独断制定”，而“在于它是实在法效力的根据”。[2]287 其本义在于强调实在法之上的监督者，强调法律的价值即法律应当是什么的命题；它追求法律永远不可能达到而又必须追求的完善，强调对现实的批判。 　　无论是古代自然法与中世纪自然法所推崇的自然理性、上帝意志，还是近代古典自然法所宣扬的人类理性，其基本观念都是一脉相承的，即要求实在法应符合平等、自由和正义等自然法普世价值。意大利学者登特列夫曾指出：“两千多年来，自然法观念一直在思想与历史上，扮演着一个突出的角色。它被认为是对与错的终极标准，是正值生活或‘合与自然生活’之模范。它提供了人类自我反省的一个有力激素、既存制度的一块试金石、保守与革命的正当理由。”[3]1 　　 　　一、古典自然法之理性主义法典编纂思想 　　 　　（一）理性――自然法的核心 　　古希腊、古罗马时期，法律被认为是理性（从哲学上讲，理性是人类应用概念及推理的特有认识方式，理性科学的方法或是演绎的，或是归纳的）的反映，是上帝或神的理性，上帝或神的正确理性即真正的法――自然法，因此，属于这一时期的斯多葛学派认为：自然法就是理性法，而理性作为一种遍及宇宙的普世力量，乃是法律和正义的基础。西塞罗在把“自然力量”赋予法律时明确指出，智者的理性和思想应当是衡量正义与不正义的标准。“这种法（自然法）是正确的理性，它是所有命令和禁令的真正规则。无论谁蔑视这种法，或以成文，或以不成文形式，必定是非正当的和邪恶的。” 这段话（西塞罗语）清楚地表明了古代自然法理论的基本观点：正确的理性是自然法的本质。 　　在中世纪，基于“理性”是一切人共同拥有的最大财富，且考虑到教会利益，奥古斯丁把那个可见的教会当作是不可见的上帝之城的体现，自然法也就不过是上帝旨意的化身。阿奎那也认为，人类虽然无力知道永恒法的整体，但却可以凭借上帝赋予的理性能力认识其中的部分内容，因此，阿奎那把理性动物对永恒法的这种参与视作自然法（即神的理性命令的不完全和不完善的反映）。[4]31 可以看出，中世纪宗教自然法理论认为，自然法是上帝统治理性动物（即人类），指引他们达到至善的理性命令，这一理论具有明显的神学色彩。 　　古典自然法学派是整个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各种自然法哲学的总称，该理论认为理性是自然法的核心，与斯多葛学派不同的是，古典自然法的理性不是来自于“自然”，而是来源于人，是每个人基于理性就可以理解和把握的，这种理性在他们那里，是指人类的一种自然的能力。[5] 在古典自然法时代，人的理性成为自然法新的源泉，如格老秀斯把自然法定义为“一种正当理性的命令，它指示：任何与合乎理性的本性相一致的行为就有一种道德上的必要性；反之，就是道德上罪恶的行为”。[4]45 古典自然法的本质特征在于它是理性主义的，[6] 它吸收了古代自然法与中世纪自然法、尤其是亚里士多德和阿奎那自然法学说中的理性主义因素，并排除其朴素直观的自然主义和蒙昧的神学主义而逐步发展起来的。 　　在自然状态的学说中，古典自然法学家将传统的自然法改造成为自然权利，在此基础上，古典自然法学派极力倡导将个人权利制度化在作为法律秩序之根本体现的法典之中。近代古典自然法所推崇的理性主义法典编纂思想，一定程度上为民法法典化奠定了理论基石与哲学基础，从而对近代民法法典化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对此，马克斯?韦伯曾指出：“无论是革命前的理性主义的现代国家的法典化，还是革命后的法典化，都受到了自然法理论的影响，并且，最终从自然法的理性中推导出法律的合法性。”[2]293 　　（二）古典自然法理性主义法典编纂思想的发达 　　一般认为，古代自然法与中世纪自然法所倡导的理性主义（上帝的理性或神的理性）只是近代民法法典化基础的历史渊源而非直接渊源。近代自然法学者“讴歌人的理性，主张理性是惟一可靠的认识方法，对他们来说，理性主义意味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