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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我国信息管制传统及其现实挑战 　　摘要：正确的信息是人类做出正确决策的前提，社会组织形式与技术进步是制约人们获取信息能力的主要因素，我国历史上形成的自上而下的信息管制传统，滞后于我国社会组织形式变革和技术进步，造成了政府与民众的沟通障碍。针对这种情况，笔者指出我国政府在信息管制方面必须转变的一些理念。 　　关键词：信息管制；传统；挑战 　　中图分类号：G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09)04-0069-06 　　 　　2007年第36期《凤凰周刊》卷首语《信息管控与影响力公信力流失》中写道，“近来，从‘华南虎照’到‘嫦娥月照’，公众对于一些公开披露的信息的真伪频繁质疑，凸现出政府公信力流失的问题；而相关部门的调查与回应，则反映了舆论环境与官民关系的变化和进步。”实际上，这种变化带来的不仅仅是进步，更多的是冲突和挑战：从2005年松花江水污染事件、2007年轰动世界的重庆“史上最牛的钉子户”、厦门PX风波、济南7?18暴雨，到最近刚刚有了初步结果但扰攘了8个月之久华南虎事件，以及震惊全国的贵州瓮安事件，缺乏正常的信息沟通机制已成为造成我国社会矛盾冲突加剧的一个核心问题。一方面是，官方尤其是地方官员长期以来对于信息管控的惯性思维、对公共关系认知的极度缺乏，甚至掺杂着的个人台面下私利，使得官方信息某种程度上成为“不可信”的代名词；另一方面，形成中的公民社会的公共意识和多元利益表达要求、信息技术带来的“发言成本的不断降低”，公众在不断找寻自己认可的信息来源和表达渠道。政府和公众之间的信息沟通出现了严重障碍。就此问题，笔者尝试进行了一些梳理。 　　 　　一、社会信息系统在决策中的作用 　　 　　信息论的创始人香农认为，所谓信息，也就是“在人们需要进行决策之际，影响他们可能的行为选择之概率的物质一能量的型式”。人们对事物的反应或决策都是基于对事物的认识进行的，任何事物具备的内在属性或规律，都会通过一定的物质或能量形式表现出来，这反映的是事物的内部属性。而在人们获取这些信息之前，对象事物具有不确定性，而人们的行为决策也是盲目的；只有获得了这些信息，人们才有可能做出正确的决策。因此，信息具有帮助人们消除对事物的不确定性的功能，并影响着人们选择或不选择某种行为的概率。 　　需要指出的是，人类所处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同样是人类信息的重要来源，人类所获取的信息无外乎自然信息和社会信息。与自然信息相比，社会信息带有更多的精神内容。当人类从自然界获取信息时，面临的仅仅是对自然事物内部属性与可能变化的不确定性，是单重偶然性(单重不确定性)。而在人类的社会活动中，除自然的物理、化学、生物等方面信息外，活动各参与方各自可能获取的信息以及由此产生的心理及行为反应，又构成了各参与方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因素，所以社会信息具有特有的双重偶然性(双重不确定性)。 　　另一方面，人类获取信息并做出反应，不同于动物的“S→R”的简单的应激式本能反应。人类做出反应所需获取的信息，除作为事件诱因的自然信息、社会信息外，人类通过语言文字所积累下来的知识和经验起到了更为重要的作用，它决定着人类对于自然信息和社会信息的解读和反应，这种知识和经验一旦形成，就拥有某种框架性和相对稳定性，除非被证明不再能够有效地解读信息做出正确反应，其改变的可能性不大，这就是我们通常讲的思维惯性或路径依赖。而人类一旦做出了决策，产生了相应的行动，就会引起外部事物和社会关系的变化，也就产生了下一次行动所需的自然和社会信息；同时既有的知识和经验框架，也会在这个过程中得到强化或修正。如下图： 　　 　　在上图中。笔者没有区分个人、群体和组织的信息行为的区别，其实个人决策过程基本是“依赖于个人收集信息一靠个人知识和经验进行解读一决策一行动一在收集反馈信息”的螺旋前进的过程，个人行为贯穿始终，个人的能力限制是其最显著特点。而组织决策就过程而言，和个人决策基本一致，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它往往有明确的社会分工，是一个由信息子系统、参谋子系统、决断子系统、监控子系统组成的决策系统。群体，是具有特定的共同目标和共同归属感、存在互动关系的复数个人的集合体，群体的高级形式就是组织，而初级群体为成员提供了较个人更为丰富的信息来源和经验交流，但不像组织那样存在严格的决策分工。 　　在现代社会，大众传播媒介是最重要的信息流动平台。大众传播媒介对个人而言是“延伸的人体”，为个人提供大部分的自然信息、社会信息、相关知识与经验，为个人行为提供决策依据，同时获取个人对于各种社会事务的评价、形成各种社会舆论。对于各种社会组织包括政府而言，大众传播媒介是其信息子系统和监督子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媒介提供的信息尤其是社会舆论是它们进行决策的重要依据，而媒介所反映的社会舆论则是对组织决策后果的监控和约束。 综上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