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国民政府基层社会控制与建设政纲.docVIP

试析国民政府基层社会控制与建设政纲 　　[摘要]管教养卫是国民政府乡村基层社会控制与建设的政纲，四者中，先有教养卫，后有管。蒋介石、杨永泰以及当时的众多县政专家对管教养卫的解释都不尽相同，他们在理论上对管教养卫的内涵与外延不断地加以改变、丰富，经历了从最初单纯强调某些问题的重要性到与地方自治、保甲制度、新县制融会贯通的过程。在实际运作中，国民政府地方基层行政人员大多借用管教养卫的概念，以加强对基层民众的政治压制与经济盘剥，民众感受到管教养卫带给他们更多的是负担与义务，而非利益。管教养卫的提出与宣扬，是民国时期基层社会控制体系转型中国家行政控制力向下延伸的理论表现。 　　[关键词]民国，管教养卫，基层社会控制，政纲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8)20-0015-08 　　 　　近年来，对于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问题，学术界热衷探讨非官方的乡村建设理论及其实践，而对国民政府的乡村控制与建设的政策缺乏系统的分析。与其他非官方的乡村建设实验不同，国民政府的乡村控制与建设的政策及其变化大多根源于国民党与中共及其他政治势力争夺政权的斗争实践。综观国民政府的乡村控制与建设政策的变化发展，可以明显看出经过了三个大的阶段，一是在1920年代末开始秉承孙中山先生的遗愿推行地方自治政策；二是在1930年代初期开始实行保甲制度；三是在1930年代末期开始推行新县制。推行保甲制度实际上是对地方自治实施效果不佳的一种政策调整，新县制实际上是将从上到下实施控制的保甲制度的精神与从下到上建立民意机构的地方自治精神加以综合的产物。容易被忽略的是，在这三个阶段中，一直贯穿着国民政府乡村基层社会控制与建设的“政纲”――管教养卫。 　　已有研究对国民政府管教养卫的引用、解释往往以国民党高层人士的个别讲话文本为限，没有考察其前后的变化，因而很难全面、准确地把握其内涵；而且绝大多数已有研究成果都将管教养卫作为整体叙述，让人感到它们似乎是被同时提出的。 　　其实，起源于江西“剿匪”，由蒋介石高参杨永泰提出，为蒋介石所接受并“发扬光大”的管教养卫并非同时被提出，而是先提出教养卫，后提出管。蒋介石、杨永泰以及当时的众多县政专家对管教养卫的解释都不尽相同，尤其是蒋本人对管教养卫内涵的阐述一直在不断的变化，政治环境、演讲对象等语境的变化都是其内涵变化的诱因。不仅如此，国民政府上层对管教养卫的宣讲与地方基层行政人员对管教养卫的理解与运用，以及民众对管教养卫的印象都存在着微妙的差异。从中可以看出，被高度概括的一项政纲在政治实践中往往呈现出不同的面相。 　　 　　一、蒋介石对管教养卫解释的变化过程 　　 　　蒋介石从孙中山的一些言论中附会引申，又以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为依据，并根据政治实践的需要，对管教养卫的内涵与外延不断地加以改变、丰富，经历了从最初单纯强调某些问题的重要性到形成了一整套与地方自治并列的建国人手方法，再到与保甲制度、新县制融合的过程。 　　1930年代初，蒋介石在《复兴民族之根本要务》的演讲中，较早地专门谈到了“教养卫”的问题。此时，蒋认为“教”的根本是做人的道理，即人格道德。他说：“学术技能乃教育之末，而做人的道理，即人格道德才是教育的根本。”他将孙中山所讲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个字简括为“礼义廉耻”四个字，作为教的根本灵魂。 　　此时，蒋所说的“养”是指“衣食住行”四项基本生活。他同“教”是有区别的，“教侧重精神修养”，“养侧重于实际生活”。蒋主张：“我们固然要使所有的人民都能获得基本生活的资料，但先要使他们具备基本生活的修养”，“先要有基本生活的修养，然后才能有健全合理的生活”。蒋此时倡导的“教”“养”主要是针对当时他所看到的不良的社会生活情况，即“普通至少有十个中国人有九个不会穿衣，不会吃饭，不知道房子应该如何住，走路应该如何走!无论一举一动，统统不成一个样子”。蒋指出，基本生活的教养就是：“无论是食衣或住，总要‘整齐’、‘清洁’，而一切的行动态度总要‘直’。”他进而指示：“我们做校长、县长以及党政军学各界同志一定要随时随地以身作则来教导一般青年学生和一般人民，使他都懂得衣食住行四项基本生活的要领，从而实践礼义廉耻!涵养高尚之德性与人格!” 　　此时，蒋所讲的“卫”是指“地方保卫”，即“能够以自己的力量，维护本地的安宁与公共的福利，不至于受本地的贼盗或外来的匪寇所侵扰”。 　　综上所述，蒋介石在20世纪30年代初所谈的“教”“养”主要是针对一般民众不良的生活习惯及修养而言，“卫”也主要指维护地方治安，他们的内涵外延都还很有限，而此时，蒋还没有正式提出“管”的概念与此三者并列。 　　对教育程度低且物质生活异常贫穷的一般民众，不从物质基础，尤其是土地关系出发来提高他们吃穿住行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