邦交正常化前中日民间外交研究述评.docVIP

邦交正常化前中日民间外交研究述评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关于新中国成立后中日民间外交的研究逐渐被纳入学术界的视野。学术界一般习惯于把此类研究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新中国成立起到中日邦交正常化(1949～1972)；第二阶段是邦交正常化以后至今。限于篇幅，本文仅对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成果做一简要述评。 　　 　　一、研究现状 　　 　　国内学术界对中日民间外交的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经过近20年的努力，已取得了一批研究成果。中日民间外交研究的内容涵盖面较广，学者们研究的侧重点和切入点也有所不同。有的学者把中日民间外交作为单独的课题独立出来，如《中日民间经济外交(1945～1972)》是迄今唯一一部专门论述中日民间外交的专著。作者通过对中日民间经济交流的政治外交意义的分析，揭示了1945年至1972年间中日关系发展的若干特征，论述了向来被人们忽视的国家关系的又一个??面，重新估价了民间工商企业界人士或经济团体在外交上所发挥的作用。《论中日民间外交的作用》一文从历史的角度和现实意义两个方面，分析了中日民间外交的特征和过程，论证了民间外交在中日关系发展和改善中所起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论中日民间外交》一文以战后中日民间外交的发展为背景，论述了中日民间外交思想的形成过程和内容，分析了其基本特征，明确提出这一思想对推动中日民间关系的发展与中日关系正常化起到了直接的指导作用，并对今天中日关系的发展仍具有借鉴和指导意义。《民间交流在战后中日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一文则认为，在特殊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民间交流(外交)作为非正式外交渠道，在外交中具有特殊的双重意义。《战后中日关系史中民间交流的特征与作用》一文将邦交正常化以前的中日民间外交划分为打开关系的摸索期(1949～1960年)和推动复交的积累期(1961～1972年)，并将其作用归纳为32个字：贸易人手、以经促政、民间先行、以民促官、半官半民、以民代官、与民并举、官民并茂。 　　部分学者将中日民间外交纳入了中日关系史的研究范畴内，并把中日民间外交作为新中国成立后中日关系整体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进行论述和研究。例如，以新中国外交为研究对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以战后中日关系为研究对象的吴学文等《当代中日关系(1945～1994)》(时事出版社，1995年)、刘天纯等《日本对华政策与中日关系》(人民出版社，2004年)、罗平汉《中国对日政策与中日邦交正常化》(时事出版社，2000年)、张香山《中日关系管窥与见证》(当代世界出版社，1998年)等著作。 　　部分学者以人物思想研究为切入点来论述中日民间外交。其中，以研究周恩来的对日外交思想与实践为主。例如，陈答才和潘焕昭《以民促官――周恩来与中日关系》(重庆出版社，1998年)、王玉贵《周恩来与中日民间外交》(《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3期)、刘建平《从中日关系正常化看周恩来与新中国外交的历史性转折》(《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1期)、李静《民间先行以民促官――从中日邦交正常化看周恩来所倡导的人民外交》(《四川党史》1992年第5期)、刘丽君《周恩来与中日邦交正常化》(《闽江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孙大力《周恩来开拓中日友好事业的宝贵启示》(《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4期)、纪亚光《周恩来、池田大作与中日邦交正常化》(《南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等著作与论文20多部(篇)。除此之外，林海曦《论新中国成立后的毛泽东对日外交思想》(《黑龙江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李学如《廖承志与中日民间外交》 (《思茅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第4期)、祝中侠《赵朴初与中日民间外交》(《池州师专学报》2005年第6期)分别研究了毛泽东的对日外交特别是民间外交思想，论述了廖承志、赵朴初在中日民间外交中的重要作用；王晓秋《老一辈学人与中_日邦交正常化》(《神州学人》2002年第9期)论述了以郭沫若、廖承志、孙平化为代表的老一辈留日学人为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所做的巨大贡献。 　　另外，还有学者从党史的角度研究民间外交。例如，陈龙娟、于海霞《试论中国共产党的民间外交》(《石油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2004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共产党民间外交理论与实践研究》等论文，都以较大篇幅对中日民间外交进行了分析和研究。 　　 　　二、研究内容以及存有争议的问题 　　 　　(一)民间外交的定义 　　关于民间外交的理论，至今为止学界没有系统的论述。对什么是民间外交，也有不同的定义。第一种定义认为，民间外交是与“官方外交”或“政府外交”相对应的概念，广义是指各国人民之间的一切友好往来，狭义是指那些不代表官方而又具有一定官方背景的民间往来活动，是“官方外交”的补充。第二种定义认为，民间外交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