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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十年来中国影视人类学发展与研究 　　中国影视人类学自改革开放以来的近三十年中，得到快速的发展，在诸多层面取得一批重要成果。但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还存在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总结已有的成果，提出尚待解决的问题，将对这一学科的发展及完善起到有益的作用。 　　关键词：中国人类学 影视人类学 人类学影片 　　 　　作者王海飞。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地址：兰州市，邮编730020。 　　影视人类学是人类学的分支学科，建立在人类学和影视学两者结合的基础上。在改革开放以来的近三十年中，中国的影视人类学发展很快，取得了大量成果，同时，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发展过程中也凸现出一些认识和实践方面的问题。近年来，这些成果和问题正在逐渐引起学界的关注，但从宏观角度对此进行理论阐述的论著却显得有些匮乏。本文拟以时间为纵轴，以研究方向或成果为横轴，从两个视阈对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来中国影视人类学的发展做一综述。 　　 　　一、近三十年来中国影视人类学的总体发展 　　 　　中国的影视人类学起步于上世纪50年代。1957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进入高潮，各民族的社会、经济、文化发生了急剧变化。国家组织全国各民族研究机构、大专院校进行“民族大调查”，同时决定拍摄反映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的记录片。拍摄任务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承担，共摄制了21部影片。以电影手段记录少数民族的社会文化状况，制作具有人类学或民族学性质的影片资料，这是我国影视人类学学科的肇始。 　　1978年，中国影视人类学在沉寂多年后得以复苏，以电影胶片的形式，生产出一批民族志电影，并开始相关的理论研究。随着上世纪80年代电视在我国的逐渐普及，电视手段以更便捷实用的操作性和更低的成本投入促进了中国影视人类学的发展，大量电视形式的人类学影视片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民族研究部门、高等院校、影视单位、音像公司等机构纷纷进入到影视人类学片的生产行列中。进入90年代，影视人类学在学科理论建设和田野实践两个方面均取得长足的发展，我国拍摄的影视人类学片在国外大量展演并获奖。 　　 　　(一)影视人类学的快速发展(1978年一80年代末期) 　　1978年，曾参加过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片拍摄工作的杨光海先生，呼吁在新形势下“组织和集中必要的力量，有计划、有步骤地继续摄制处在过去不同社会阶段上的我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诸形态，有系统、有重点地反映和记录各民族社会的历史和现状、文化遗产”。这是在我国学术刊物上首次讨论人类学影片的文章，也是中国影视人类学在改革开放后的一个界碑。随后，杨光海先生与其他合作者在1978年7月至1980年8月，同时拍摄了《苗族》、《清水江流域苗族的婚姻》等五部影片。杨光海所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结束了委托电影制片厂拍片的历史，开始独立拍摄人类学影视片。 　　同时，人类学影视片的拍摄开始出现多方参与的格局。这里，首先要提到云南民族电影制片厂，这是我国唯一一个以民族命名的电影制片厂，始建于1958年7月。从1983到1987年，该厂先后拍摄了《博南古道话白族》、《纳西族和东巴文化》、《泸沽湖畔的母系亲族》等涉及云南17个少数民族的18部影片。 　　云南省社科院自1987年起开始筹建影视人类学研究摄制中心，致力于抢救拍摄云南及周边正在逐步消失的各民族社会文化的形象资料，拍摄制作了《生的狂欢》、《哈尼族》、《西盟佤族边寨日录》等纪录片。 　　198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电影组更名为影视民族学研究组，配备了专业技术人员和专业摄录设备，先后摄制了《施洞苗族的龙舟节》、《黎族妇女的纹身习俗》、《哈萨克族的葬礼习俗》等人类学影视片40余部(集)。 　　中央民族学院(后改为中央民族大学)1983年派出摄制组到新疆柯尔克孜族自治州拍摄了《柯尔克孜族》10集系列片。1985年，又在广西百色地区摄制了《白裤瑶》，该片在法国1986年真实电影节上获提名奖，这是我国人类学片第一次在国际电影节上亮相。1985年后至今，中央民族大学已完成涉及17个民族的40多部(集)人类学影视片。 　　中央电视台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也组织大量人力和物力拍摄涉及少数民族生活的纪录片，如《丝绸之路》、《话说长江》、《唐蕃古道》等，并于1983年10月2日开办以反映少数民族历史、文化为主要任务的栏目《兄弟民族》。以陈汉元、刘效礼、孙增田等人为代表的电视编导在这一时期创作出大批影视人类学作品。云南、四川、贵州、甘肃等省的电视制作机构也纷纷加入到人类学纪录片的制作行列中，创作出一批具有人类学意义的电视纪录片，如1986年甘肃电视台摄制的《啊，青青的阿万仓》，就属于较早涉及这一领域的电视纪录片。同时，还有一些社会力量、民间力量也参与到有关人类学题材的影视创作中。 　　改革开放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