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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十年来现代中国文学研究两个话题 　　从上个世纪80年代算起，近三十年来关于现代中国文学研究，在中国大陆和西方，都发生了较为显著的变化。 　　在中国大陆，十年文革期间，现代中国文学学科曾遭受严重冲击。随着“文革”的结束，尤其是改革开放的逐次展开，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现代文学研究“大致经历了‘重评’与学科复苏、思潮流派研究的流行、理论方法热、文学史整体观提出以及学科格局的调整等几个阶段。”[1]从上个世纪80年代至今，大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进入相对繁荣的时期。其间阶段性的进展或热点包括“重写文学史”、“文学经典的颠覆与重构”、“现代性讨论与反思”、“女性主义和其他各种‘后思想’的引进”、“文学史观、编撰与史料”、“现代文学学科观念、方法讨论”、“期刊媒介研究”、“学科边界打破”以及“跨学科和交叉研究的兴起”等等。 　　在西方，尤其是在美国，上个世纪80年代主要延续了60年代以来侧重于作家作品研究、文体文类研究的传统，同时开始关注不同时期、不同形态文学的整体状态，如清末民初通俗文学研究、新诗诗学、左翼文学乃至沦陷区文学研究等。进入90年代后，“西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显现巨大变化”。王德威将这种变化概括为三大方面：“‘理论热’成为治学的一大标记”;“离开传统文本定义，成为多元、跨科际的操作”;“对有关历史论述的重新审视”，尤其是“对‘现代性’的探讨”。[2] 　　从上面简要的勾勒中可以看到：近三十年来，无论在中国还是在美国，现代中国文学的研究呈升温、扩张之势，也出现了一些双方都广泛关注的话题。下面，我主要谈谈在我自己看来仍具有较大学术研究空间的两大话题：清末民初通俗文学研究和现代中国文化文学期刊研究问题。 　　一.清末民初通俗文学研究 　　由于各种原因，清末民初文学尤其是通俗文学曾长期面临尴尬局面。首先是其学科和文学史归属问题一直纠缠不清。在古代中国文学研究中，鸦片战争以后的清末文学要么被省略，要么被当作一个尾巴一笔带过。在现代中国文学研究中，受新文学传统影响，现代文学的起点被确立在五四前后，而此前的清末民初文学亦往往被当作铺垫甚至是对立面，很少得到正面意义上的关注。作为一种妥协方案，遂产生所谓“近代中国文学”概念乃至“近代中国文学史”学科分支。此外，在文学性质、价值的认定乃至审美评价等方面，除《海上花列传》等“狭邪小说”、《官场现形记》等“四大谴责小说”外，中国国内学者对清末民初文学、尤其是以“鸳鸯蝴蝶派”为代表的通俗小说，基本持完全否定的态度。 　　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国内现代文学界“重评”、“重写”思潮的流行，包括当代文坛“通俗文学”创作的兴盛，范伯群等学者开始重新关注张恨水等通俗作家、“鸳鸯蝴蝶派”等通俗文学流派;清末民初通俗文学研究，亦开始受到重视。近乎与此同时，林培瑞（Perry Link）、皮科威茨（Paul Pickowicz）、张赣生、魏绍昌、杨义、吴福辉、王德威、张英进、傅葆石和李欧梵等海内外学者同样都有意识地将视点从知识精英转移到都市大众文化消费市场上，对清末民初的通俗小说和电影作了重点研究。这种目光转向所带来的成果，尤以王德威等学者对晚清文学尤其是小说的研究，如《被压抑的现代性》论著，在中国大陆产生了很大影响，进一步推进了一段时期以来的整个华语现代文学研究的“晚清转向”。进入新千年以来，清末民初文学，包括通俗文学，从作家作品到社团流派，从学科反省到文学史观讨论、文学史编撰，从思想文化到期刊媒介，等等，已经成为华语现代文学研究中绕不开的话题和持续不衰的热点。 　　回顾三十年来清末民初通俗文学的研究，其话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清末民初通俗文学的文学史地位问题。 　　如前所述，此前的现代中国文学，无论在学科观念上，还是在文学史物件、范围、分期诸方面，绝大多数“以五四为起点”，而将清末民初文学乃至通俗文学排斥在外。近三十年来，在“重写文学史”思潮，以及“20世纪文学”、“百年文学”、“现代中国文学”等学科观念或文学史观中，清末民初文学、通俗文学，已经被相当部分的学者所接纳、认可;已出现了不少涵盖清末民初文学、通俗文学的文学史著作、教材。 　　2.清末民初通俗文学的作家、作品研究与思潮流派乃至专题专史研究问题。 　　近三十年的清末民初通俗文学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从作家作品，到流派思潮，再到专题专史这样一个逐渐扩展的过程。作家作品研究，是过去近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传统，如关于《海上花列传》、“清末四大谴责小说”的研究。流派思潮研究，则主要集中在清末民初通俗文学思潮，尤其是过去争议较大的“鸳鸯蝴蝶派”、“礼拜六派”方面。相关成果有《礼拜六的蝴蝶梦》《民国通俗小说鸳鸯蝴蝶派》等。近十多年来，清末民初通俗小说研究，出现专题化、专史化走向，代表性著作有《鸳鸯蝴蝶派：20世纪初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