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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诗派诗歌亦进亦撤及其意义 　　摘要：资产阶级革命诗派的诗歌在诗学观、表现内容和艺术风格方面出现了许多有别于以往诗歌的新质，显示出了鲜明的近代特征，加快了中国近代诗歌转型的步伐；在艺术形式上则因袭用传统诗歌的语言形式，导致了其诗歌革新的后撤，在近代诗歌的转型中留下了教训。 　　关键词：革命诗派；推进及经验；后撤与教训 　　中图分类号：Ｉ206．5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003－854Ｘ（2007）11－0119－04 　　 　　辛亥革命前后，正是资产阶级革命诗派纵横诗坛的时期。这个主要由积极投身于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同盟会成员，与“实际上是同盟会外围组织和宣传机构”的早期南社诗人组成的诗派，出于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摧毁满清王朝腐朽的封建统治，建立资产阶级政权的革命目的的需要，把浸透了血泪的诗歌当作号角来“呼唤革命、倡导革命、鼓吹革命”，用热血、用生命、鲜明的爱和恨写出了一首首战斗的诗篇。这些诗篇，一方面实践了他们有别于封建“载道”观的诗歌主张，书写出了一种全新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内容，显示出了一种与中国传统诗歌大相径庭的“不为顺世和乐之音”、“争天抗俗”、“雄杰伟美”（鲁迅语）的慷慨悲壮诗风，促进了诗歌革新运动的发展，为中国近代诗歌的转型提供了经验。另一方面，由于受其极端功利性的诗歌观念的影响，以及他们对诗歌艺术本身关注的不集中，也无暇顾及，致使他们相当一部分诗歌因来不及打磨和创新，直接使用既有的语言和传统的形式，导致了其在语言形式上的总体退步，在中国近代诗歌的转型中留下了缺憾与教训。 　　 　　一 　　 　　革命诗派虽然在辛亥革命的诗坛上没有留下史诗式的宏篇巨制，也没有出现过独领风骚的伟大诗人，但时代的风云际会仍给他们的诗歌熔铸进了新的历史和美学内涵，使其在诗学观、表现内容和艺术风格方面出现了许多有别于以往任何时期的新质。 　　在诗学观上，革命诗派不仅接受了维新诗派注重诗歌社会功能的观念，而且还把它推到了一个更为重要的位置上。首先，他们以“诗坛毛瑟三千在，唤起工农共荷戈”，“要为人间留正论，书生奋笔当挥戈”，“由来政治通文学”（柳亚子语）等主张相号召，深信诗歌是“拔山倒海之事业，掀天揭地之风潮”，要用诗歌来“大建革命军之旗”（宁调元语），让诗歌去承担鼓吹革命、唤起同仇敌忾之心的重担，并承担起扫荡诗坛上腐蚀人们意志的“檀板金樽”、“酣歌恒舞”、“哀叹低靡”风气的重任，从而把诗歌的现实性、战斗性与主体精神提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其次，他们主张诗歌自今日始，要“启民智”、“移风俗”、“宣传民主”，成为“鼓吹新学思想”、“唤醒国民精神”（马君武语）的绝妙武器。与此同时，他们还注重诗歌的民众性，公开号召诗歌要面向“下等社会’，面向“贩夫走卒”，保持“己之本色，己之气概”，倡导写“布衣之诗”，写“噌?骑垌O，足以惊天地泣鬼神”（高旭语）之诗，突出强调诗歌的启蒙功能。 　　作为一个产生于巨大历史转折关头，且与时代潮流并行的诗歌流派，革命诗派的诗学观具有相当大的合理性和进步性。革命诗派面临的是纷扰不已的残酷现实与前所未有的内忧外患，因此，他们一开始便是在一种非文学的历史条件下来讨论诗歌的。救亡图存和启迪民智的双重使命，使他们无暇对诗歌作深思熟虑，而只能将文学的表现功能和审美功能悄然转化为政治功能与宣传功能，只能将“注意中心”投放到现实斗争上。因为在这样的时代，文学若不铿锵有力地与时代的节拍相共和，而只是一味地追求所谓“纯文学”，势必会丧失其应有的存在价值与地位。何况，历史也证明，在那个血与火的时代，广大关注国运民瘼的先进知识分子，除了对自身命运的悲剧性感受和对黑暗作正面宣战外，已无法采用其它态度去面对世界与现实。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革命诗派诗学观的出现就显得十分正常与合理了。首先，它体现出了与那个时代“特定主题”和“人们情绪”走向之间的一种深刻的契合，代表了一种健康向上的诗歌理论趋向，是一种从“血的蒸汽中醒过来的人的真声音”，这已与作为统治者意志传声筒的“载道”、“美政”等传统诗学观有了本质的不同。其次，这种诗学观使诗人脱离了对咀嚼个人哀怨、吟风咏月、伤春悲秋内容的描写，而代之以火热的时代生活，给其诗歌创作带来了一种崭新的、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使其与祖国的命运、历史的潮流结合在了一起，获得了一种真实的艺术生命。再次，这种诗学观体现出了一种新的美学倾向――一种充满着弥天正气的崇高之美，这种美凝聚了前所未有的浓烈的时代思想感情，它不仅与传统的中和之美针锋相对，而且还直启“五四”时期的崇高美学观。 　　在表现内容上，由于时代风云的不断感召、激发、变幻与腾挪，由于革命诗派诗人所具有的崇高爱国主义精神和鲜明的民主意识，也由于他们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诗学观的影响，在他们的诗歌中，爱国救亡和启迪民智就成为了主要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