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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实践解读西方音乐历史进程一种视野 　　乐的风格形态与社会文化有关的观点是西方音乐史学历史主义史学观所始终秉持的观念。不同于实证主义，历史主义史学观在面对音乐历史的构成要素时，不是把音乐对象看成是孤立和封闭的，它的基本思想是强调要以历史和社会的眼光来看待对象，要把音乐放在历史和文化的构架中，因为音乐史料就是时代、国家、历史和文化的一部分。{1}这一史学学派的许多音乐学家认为自律的、关于音乐风格的历史写作有着诸多局限性，于是他们中的一些人开始拓宽学术研究的领域和视野，努力寻找音乐和社会、文化、历史之间的内在关联，用以解释音乐的发展与变迁，或者阐释音乐的意义。但是，最终的考验依然存在，那就是：到底音乐是如何被这种关系影响的？ 　　英国当代著名学者、罗汉普顿大学（Roehampton University）教授迈克尔?查南（Michael Chanan）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寻找这个难题的答案，他在《音乐的实践：西方音乐从格里高利圣咏到后现代的社会实践》（Musica Practica：The Social Practice of Western Music from Gregorian Chant to Postmodernism）一书中提出了一些重要而有趣的见解，为解读西方音乐的历史进程提供了一种新的视野。 　　一、以社会学视角考察西方 　　音乐形态的发展变迁 　　查南的这本著作，虽然以音乐历史专著的面孔出现，但是无论从理念到方法，都有着浓厚的社会学色彩。他借用社会学的视角对西方音乐自9世纪到20世纪的发展作了全面的概览。然而，他并没有按照时间的先后作线性的考察，而是紧紧抓住社会如何影响音乐的发展与变迁这一主题来展开论述，同时又暗合了西方音乐从早期到后现代的形态演化和变迁。 　　什么是音乐？查南认为，答案之一就是它是一种社会实践。事实上，他认为这才是解开音乐之谜的钥匙。查南在开篇就毫不隐晦地表明了自己的写作目的，即：纠正一贯以来音乐风格的历史写作中的三个显而易见的“过错”（Sins）：（1）被严格限制在音符的写作上，而忽视了音乐在制作和表演中的实践层面（音乐的实践）；（2）忽视了西方音乐和非西方音乐在文艺复兴早期发展过程中的分离以及这一分离是如何产生的，即，没有说明何种原因使二者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3）认为音乐是一种自在自为的艺术，把它与使之形成的社会经济条件割裂开来。 　　由于把音乐当作一种社会实践，查南在书中大量引用了过去两百年的哲学家、社会学家们的理论观点，如卡尔?马克思、马克思?韦伯、T.W.阿多诺等人论述音乐（艺术）与社会的观点。但在理论根源上，查南显然更多地受到了当代结构主义符号学学者罗兰?巴特尔（法）、巴赫金（前苏联）二人的影响。查南用了两个章节的篇幅，分别论述了两人关于解释音乐与社会关系的价值和意义的观点。查南推崇巴特尔在于巴特尔在研究方法上有别于索绪尔的交流符号学（semiologie de la communication）构想，发展了意指行为符号学（semiologie de la signification）。二者的重要区别在于，巴尔特将意指行为的研究与社会文化心理分析紧密结合起来，从而加深了对意义生成机制的认识，并将这种认识从技术层面转化为对当代社会文化的剖析，在以语言学的语义研究为基础的符号学研究中，增加了与社会和文化相联系的内容和分析方法。而巴赫金作为前苏联结构主义符号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对语言背后的社会意识形态和历史关系的注重使他的研究把结构主义从文本的结构分析转向了文化符码的结构分析。在深受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哲学》一书中，巴赫金修正了索绪尔的共时性的语言学，认为要理解话语的含义不仅需要沿着话语之间的关系轴，而且应当放到话语产生的社会语境中，这一点对查南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总之，以巴特尔和巴赫金等人为代表的后期结构主义学者走出了纯粹的文本的能指分析，把更多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现象纳入了分析范围，或者说，后结构主义者把更多的社会历史因素进行文本化了。结构主义的语言中心没有变，但把文化符码平面和意识形态的平面紧密结合起来，开始关注文化符码背后的社会学含义，这种对前期结构主义明显的、有意识的突破使查南深受启发，使他把音乐和社会建立一种内在的联系，这种观点也是查南《音乐的实践》一书中的理论出发点。 　　二、为西方音乐的理性属性提供“技术性”阐释 　　查南在论证社会与音乐实践的具体问题之前，先探讨了什么是西方音乐的本质特征。他认为，理性――包含了理论、记谱法、作曲、历史性和可转移性（transferability）等话语构成的复合体――是把音乐确立为西方音乐，把它的历史确立为主导原则的中心概念，也是西方音乐的本质特征。查南认为，这一特征是西方音乐独一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