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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英国法悖论理性观反思 　　摘要:韦伯的“英国法悖论”,是指按韦伯的理性化标准,英国法的理性化是程度较低的。然而事实上英国法又能较好地保障英国人的确定性、自由和秩序。“英国法悖论”的产生,在于韦伯将理论理性视为唯一的理性并将其作为标准尺度来衡量英国法。事实证明,英国法的实践理性不但是一种理性化道路,而且是一种较为合理的理性化之路,反倒是韦伯的理论理性存在诸多问题。因此,需要认真反思韦伯的理论理性法治观。 　　关键词:韦伯;“英国法悖论”;确定性的寻求;理论理性;实践理性 　　作者简介:魏建国(1975―),男,法学博士,黑龙江大学理论法学与法治发展研究中心研究人员,黑龙江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博士后研究人员,从事法律史、法理学研究。 　　基金项目:黑龙江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诚信社会建设与良法之治互动关系研究”,项目编号:08D026 　　中图分类号:D9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504(2010)03-0076-05收稿日期:2010-01-01 　　 　　一、韦伯“英国法悖论”的产生 　　(一)悖论的产生:英国法事实效果与韦伯理性化判断的不符 　　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1864―1929)在其法社会学理论中对英国法的理性化颇有微词,韦伯认为,相对于欧陆法系,英国法在理性化和保障确定性方面程度不高[1](P332)。奥斯丁也曾指出:“从英国法的研究转向罗马法的研究,你就好像从一个混沌和黑暗的王国中逃脱出来,进入了一个比较起来,充满秩序和光明的国度。”[2](P34)然而,作为基本事实,英国的法治又是极为成功的:其一,“较低”理性化程度的英国法似乎并未妨碍,反而是在某种意义上有助于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作为一个不争的事实,英国是近代资本主义的发源地,且资本主义发展极为成功。其二,从秩序的角度看,普通法国家的秩序较为稳定,而且在发展中国家中,秩序较为稳定的国家也大多是那些采纳普通法系的国家。其三,英国法并没有妨碍反而恰恰有利于自由的实现。关于普通法传统与自由保障之间的关系,最早的论述可以追溯至15世纪的福特斯库,此后,又经由柯克、黑尔等人的发展,直至今天,普通法的自由保障理念依然为哈耶克、莱奥尼等学者所信奉。尽管英国法在社会实践中极为成功,但在理论上却不能归入韦伯的“理性法”名目之下。此种情况,构成了韦伯的法社会理论,乃至整个法律社会学中所谓的“英国法悖论”,美国芝加哥大学比较法学者马克斯?莱因斯又将其称为韦伯的“英国法问题”[3](P24)。 　　(二)韦伯理论理性法治观的特点 　　韦伯“英国法悖论”的产生, 严格说来乃是源自于韦伯理性观的预设,因而只有回归到韦伯的理性观中去, 才能全面地理解韦伯“英国法悖论”或称“英国法问题”产生的根源。韦伯的理性观是与现代社会的确定性寻求密切相关的。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是理性化,而理性化的表征则是确定性寻求的空前高涨。事实上,必要的确定性保障,对现代社会和现代文明的产生和发展意义重大。因为只有满足人们对自身生命、财产安全的最大确定性,才可以使每一个社会成员不必为自己的安全劳心费神甚或提心吊胆,从而将潜存于生命体中的创造力更多地用于正向的社会发展和社会财富创造事业。就一般意义而言,寻找必要的确定性是没有问题的,“确定性”之所以受到重视,很大程度是由于每个人都希望尽量运用自己的预见,来尽可能合理地安排自己的生活。关键问题是通过什么方式实现确定性,或言之,确定性如何寻求,可以称之为理性的基本问题。史实表明,近代西方的确定性寻求主要是通过两种方式或称“范式”(paradigm)来实现的:一种是寻求绝对客观知识的理论理性范式,一种是探究现实方法的实践理性范式。概言之,一个是确定性“是什么”的本体论追问,一个是确定性“如何可能”的方法论探究。 　　韦伯的理性观体现的是一种理论理性,又称知识理性。即韦伯理性所专注的是绝对确定、绝对客观的知识, 在韦伯看来绝对确定和客观的知识是与确定性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而此种观念的产生,很大程度是因为近代以来自然科学的巨大成功。自然科学技术的成功使这些科学成为不容置疑的解题模式。受此影响,韦伯坚定地认为人类社会发展有规律可循,并认为,只要找到这种客观规律的绝对知识,就可以一劳永逸地、彻底地、从根本上解决确定性问题。在韦伯看来,要实现绝对的确定性,只有在固定不变的东西中才能找到,而只有绝对知识是永恒不变的,于是获取绝对知识就成为达至确定性的唯一道路。通过寻求绝对知识的方式来寻求和实现确定性已经支配着韦伯理性的根本走向,并表现为一种形而上学的理论理性范式。追求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确定性知识并按其行事,就会实现绝对不变的确定性。或者说,这种确定性的绝对知识在韦伯那里成为了理性化基石。即,“理智化和理性化的增进, 并不意味着人对生存条件的一